杜鸣杂文选刊---作者：杜鸣

我家几乎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不言而喻，连我父母（年青的时候）也货真价实是农民，只是后来共产党刚打完江山,需要人手,我父母又是初中生，就有机会进城谋得一个好职业,直至今天退休,由此，我家才成为家族中唯一的城里人。我父母当初要落到今天,一无人缘关系,二无像样的文凭，是不可能有今天的好饭碗的,说不定今天70高龄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不过命运还是使我家和众多亲戚构成了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有一种明显表现,就是每逢佳节,大多数农村亲戚都要送东西来我家。中国人对这种“走亲戚”现象有一句准确的界定叫“礼尚往来”,通过此行为来表达一种双方的亲切关系，这和今天官场的行贿是两回事。

上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粮食短缺，亲戚来时大多是送米，我妈总是假意做出责怪的样子，但脸上总是抑制不住的高兴：“来玩就是了,送什么东西?”我是喜欢家里来亲戚的,母亲免不了要破例奢侈一下,我们也就沾光有肉吃。

这种礼尚往来的关系一直延绵到今天。

在所有亲戚中,“礼尚往来”最悠久,且最稳定的要算我姨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姨婆除送大米外,每个季节总要送些特别的新鲜蔬菜,使你感到“礼轻仁义重”，过年又少不了送鸡鸭,算是比较大的礼。上世纪80年代初姨婆去逝，她的女儿（我们叫“娘娘”）似乎是继承她母亲的遗志，继续与我家“礼尚往来”直至今天。今天的鸡鸭大多喂那种使其在几个月内快速长大的有添加剂的饲料,“娘娘”送来的鸡鸭是吃粮食长大的,就显得很珍贵。一旦过年，各路亲戚送来的“土鸡”在家里云集，我们全家很要享用一段时间。

在这一大簇送礼的亲戚中,“娘娘”最特别，每次送东西无多话说，最多吃一顿饭就走,仿佛送礼物是她的义务。后来我发现我母亲也慷慨,“娘娘”临走时我母亲总要塞给她100元钱，或在街上买东西送给她。送的钱或物品其价值总要超过“娘娘”送的鸡鸭的价值。我现在琢磨,这是不是我家和农村亲戚“礼尚往来”关系持之以恒的另一动力?

我以为这种“礼尚往来”存在一种不公平，倒不是价值上的不公平，而是地位上的不公平。从程序上说是农村亲戚送礼在先，母亲回礼在后;行进的路线是“农村—城市”，而不是“城市—农村”。我家成为往来的中心，在地位上有一种优越感。比如我母亲不怎么喜欢三舅,据我妈说三舅年轻时有点幌,爱摆玄龙门阵。三舅似乎没有在意我母亲的不满，坚持送礼。他从几百里外送一只大公鸡来，令我几兄妹感动，我母亲并不高兴，虽然要回赠他好几倍鸡公价值的钱物（额外还要支付往返车费）,但我母亲不愿他在家下榻,打发他到附近的较低档的宾馆，宁愿为他支付住宿费。我们几兄妹对母亲缺乏宽容精神很是不满。我弟直言说“如果是我决不来往”。可怜我三舅对我母亲的不友好置若罔闻，仍坚持不懈来看望我父母，我们只有摇头叹气。

近年来细读了中国晚清的历史，我发现我家和亲戚之间保持的这种“礼尚往来”关系,和晚清与周边民族的“朝贡”制度十分相似。

清朝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蔑视中华文明之外的民族,称其为“藩”。周边的朝鲜、越南、尼泊尔、缅甸，一度甚至日本，都要周期性地向朝庭纳贡,以示臣服。清政府回赏的物品就像我母亲回赠亲戚一样，其价值要大大超过进贡者的物品。由于回赠物价值往往超过贡物，一些民族（或部落酋长）觉得很合算,也喜欢来中国进贡，有的干脆就地将回赠物卖掉,在市场上换取皮毛之类的东西,欢喜回国。

但西方人不喜欢这种不平等的进贡关系,他们要贸易。英国第一批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庞大的贸易使团，他们带来的精美礼物被中国官员贴上了“贡物”的标记,并要求行叩头礼（遭拒绝）。英国政府厌恶这种不平等的朝贡体制，晚清和英国等列强的冲突,都和进贡制有关，正如美国学者费正清说，“两个世界处于对抗之中,中国反对鸦片贸易的斗争是在英国反对进贡制度这一背景下向前发展的。”

现在,从我家和农村亲戚尚存的“走亲戚”现象,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几千年对外关系——进贡制的痕迹。进贡制所体现的双方不平等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危害的,它妨碍了贸易;不过,亲戚关系中的“礼尚往来”还看不出什么危害，毕竟范围只是亲戚之间,没有社会影响。我仅仅要指出的是,“走亲戚”在双方存在着很微妙的不平等的事实。

现在我家兄妹和农村的堂兄妹、表兄妹都有来往，双方的交往似乎没有送东西的习惯，即便偶尔送点老腊肉，也并非是双方来往的前提条件,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亲戚会像朋友一样交往,不会有进贡现象。

平日抬头欣赏天空款款而过的飞机，或闻某航班被劫持，或闻某航班坠毁，机组人员及全体乘客全部罹难等等有关飞机种种，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可一旦自己要亲自乘飞机，不免就犹豫且胡思乱想。

但我仍觉得这庞然大物的升空是不可思议的。朝下盯着陆地的房子、田野什么的愈来愈小，直至消失——突然觉得这是离开了地球。我产生了一种和人类脱离关系、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不免掠过一阵恐慌，当得知乘的是前苏联“T-154”，更是立即不愉快。我想起电影《野鹅敢死队》的情节：敢死队员劫得一架飞机发不燃，边修理边骂：“苏联货——线接反了！”再透过窗户观察机翼更增加了我的担心：机翼颤巍巍的像扁担一样，且像破衣服一样布满了补丁（铆钉）。我心里直发毛：这铆钉靠得住？

有次从海口回家，机票很紧张，我归心似箭。我在补票口挥动我的1千多元要求补票。我手中的钱仿佛是手纸似的，里面的小姐瞟都不瞟一眼，急得我团团转。一瞬间我感觉似乎不对劲，我想这是不是在找死！我想起那些出事的班机很多故事：某人本来是不该乘某航班的，可他拼死拼活偏要乘。我这迫不及待的神情是不是有点相似而且不妙？我立即放弃了在补票窗口的瞎胡闹。

飞了老半天还不见降落的样子。这飞机的老半天可不是汽车的老半天哦。我想驾驶员可不要打瞌睡，误飞到俄罗斯了。俄罗斯秉承了前苏联的德行，晃兮兮的，说不定会乱来，手中的导弹像玩具似的玩得发腻。他们曾经击落过南韩客机，最后解释说没有看清楚就算了；后来又有乌克兰军事演习（都受过前苏联熏陶啊），导弹质量又差，打出去到处乱钻，结果又把兄弟伙俄罗斯的客机击落。他们总爱干些毛手毛脚的事，让你放心不下。

每次买机票见“航空人身保险单”我就不愉快。这意味着有可能要出事，买保险单就是要我书面承认要出事。座位靠背后每人还有一份乘客遇险时采取种种避险措施的说明书，图片上的人居然欢天喜地像坐幼儿园的“梭梭板”从容不迫脱逃。我敢断言飞机失事决不会有如此优雅场面。总之这份说明书又使我不愉快。这又是要我承认有可能要出事。

那次，在电视上我得知日本名古屋机场飞机坠毁，又是机组人员及全体乘客无一生还。第二天就要乘飞机了，听了这样的消息真晦气。后来报道了事故原因，是驾驶员误把降落的操纵杆误弄成上升的操纵杆。真是荒唐！在候机厅和坐在旁边的乘客闲聊时我想告诉他这起滑稽的事故，话到嘴边又咽了进去，马上要登机了，这可是不吉利的话题。

坐飞机担心完很多之后要想起“911”。“911”是恐怖分子所为，而且主要找美国的麻烦。中国的犯罪者愿为钱抢劫杀人，但要怂恿他去为什么“主义”去与飞机同归于尽，他们不会糊涂，另方面他们还没有这脾气。所以，对我而言，对飞机的惧怕，还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事件的担心，我以为，这种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想入非非。

曾经听到过这样的关于口号宣传方面的讽刺,说日本人边喊（口号）边干,德国人不喊只干,中国人只喊不干。这则讽刺是在赞扬德国和日本，批评中国。它（我们仅说中国）符不符合实际?讽刺少不了夸张和漫画，不是精确的论证，如果我们谅解它这方面的“欠缺”,而领会其精神要旨，我以为大致是符合的。不过,为了“全面”的看问题,我们要指出,我们也有边喊边干的年代。

首先,我们的注重宣传是事实。鲁迅就指出过我们是善于宣传的国度;在战争年代,我军的宣传队冒着枪林弹雨也要为前线的战士唱快板书鼓斗志;今天,本人为某媒体打工，深深感到一些单位、团体、企业对宣传的重视。在采访活动中常听到对方恭维：共产党打江山,一靠枪杆子,二靠笔杆子（这个高度概括,不知出自何处）。这是想说明宣传的不可少,同时也奉承记者。身在中国,每个人都感受得到宣传的热浪,用不着举太多的例子就能明白。

宣传本身倒没什么可非议的,问题是宣传的内容对不对?具不具有真理性?如果具有真理性,在大张旗鼓宣传后,又去不去付诸实施?这些倒是需要考察的。

我以为，我们有过“边喊边干”的年代,比如,上世纪50年代,我们喊“大跃进”口号,我们也在脚踏实地大战钢铁干“大跃进”;文革是最大的“边喊边干”,打倒走资派,举国都投入。这类例子我们又有体验，也用不着举太多的例子来说明我们“边喊边干”。不过,毋须论证,这段历史喊的口号可惜都不具有真理性,理所当然,鼓足的“干”劲也就是错误的。

现在,我为什么说我们是“只喊不干”呢?这句判断很容易被人诘问:我们不“干”,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吗?对此我也有回应:如果我们“边喊边干”,我们会有更大的成果。而且,我有理由说我们“只喊不干”。

这还是要从我身边的事实说起。

我生活的城市有这样的宣传口号：建“国际旅游城市”;建“人居环境典范城市”;建“风景园林城市”。这口号很诱人,三者建成其一就了不得。“国际旅游城市”我以为“八字还没有一撇”,我没运气去外国,但我在电视上见过不少外国城市的风光片,比如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清澈的河流,整洁的街道,独特的建筑，大面积的草坪……，当然还有很多这样的城市。我以为这些城市才是国际旅游城市。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城市不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问题是口号要喊得实际,不能太离谱。

目前我们相当一部分市民住房得到改善（仅从居住面积这个标准看），但以美国人的标准看，我们这些住公寓者均属于穷人之列。在看美国电影时，我留心观察，普通的美国人（或曰中产阶级）的住房是单家独户,门前均有草坪。我经常感叹,这才是人应住的房子!这才是人居环境典范!而我生活的城市，站在一高楼俯瞰,千篇一律的房子，色彩单调,灰头垢面,凌乱得像永远收拾不好的家务，实在是和“人居环境典范”相差十万八千里。还是那句话,喊口号也不是不可以,问题是要认真去设计,脚踏实地去干。但我们一阵热闹喊完口号像没那回事,更没去干。

喊口号者为什么喜欢喊言过其实的口号?显然,口号策划者是想获取喊口号“当下”的轰动效应：对上级,会觉得你有能力,有规划,有目标;对民众,又会觉得你在干大事,没闲着。

为什么喊口号者敢“只喊不干”？我想起鲁迅说过中国人记性不好的话，我想这和中国人记性不好有关,喊空口号者知道国人上上下下都有遗忘症。他们知道他们喊的建“国际旅游城市”目标实现不了，但他们并不诧,他们认死了上上下下（上级和民众）都“忘了”是谁喊过这些口号?认死了没有谁在乎口号的真假。我们没有这种追究责任的机制，我们的市民也没有追究政府失信的意识和习惯。在这种背景下,喊口号者当然有胆量“只喊不干”,敢把口号喊着玩。

现在的有车族（指拥有轿车者）形成了一个阶层。我想把他们类比为西方的“中产阶级”，经我仔细琢磨，觉得不准确。欧美的中产阶级，一方面有较高的收入，同时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这个群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中国的有车族在前者是符合中产阶级的条件，后者却不符合。所以还是实事求是说“有车族”。

一般我们更多的是在街上和有车族“见面”，有车族的道德品质令人失望。其道德缺失有这样一些表现：

在十字路遇红灯，直行车占右转弯车道（直走不该占此道）等候绿灯，把可以转右（在我所在的城市机动车转右不受红灯限制）的车挡一串在后面，后面的车不满而喇叭大作；

大街上经常见车内扔出果皮等垃圾，或者摇开电动窗，朝外“叭”的吐一口痰，我骑个烂摩托跟在后面，痰沫就有可能飞到我脸上；

泊车的时候，不顾停在他周围的车，把别人的车的退路堵死;被堵的车主见状大骂。

凌晨某时，夜深人静，（在住宅小区）有车族回家大按喇叭叫开门。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样会骚扰别人。

……

我以为，中国人的公德缺失具有普遍性，有车族不可能因为某一天买了车而道德素质大大提高。上面列举的有车族缺乏公德的现象，只不过是整个社会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自然延伸，或者说是在另外的场合的表现，不应该大惊小怪。但如果仅仅得出这样的结论，本文就没有必要在此讨论“有车族的道德了”。

我要表达的是，有车族（一般来说）应该比无车族有更高的教养和道德水准。为什么呢？

就我们今天的社会现状，有车族是个人成功的表现，也是经济成就的表现。（即便开的是单位的公车，也算是局长或科长之类的领导吧。）这种成功应该和自己的整体素质提高成正比，不应该有了钱，素质还是“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即便素质暂时还没有提高，也应该做出个绅士的样子，强迫自己有教养——你毕竟西装革履从一辆漂亮的轿车里钻出来，而不是从路边的茅草房钻出来。

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财富的增长和精神文明的提高是同步的。在古希腊，个人有一定财产，才能成为公民，有选举权。因为有财产，促使你成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今天的西方文化仍然继承了这一文化传统，社会对拥有财产的阶层给予更多的信任。因此，有车族应该作出表率，像一个中产阶级的样子，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良好品德的带头人。

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是机关，那时是上世纪的60年代。当时我经常听到别人喊某人局长，我就留心打量这些某局长。在我的印象中，我就觉得某局长有水平，而且越看越像有水平的样子。年幼的我说不出什么“有水平”的道道来，我当时大概是反向推理：既然是领导，就有水平；没有水平，没有能力，怎么能当上领导？

我爸爸那个时候是一个单位的局长，但因为我家的住宅和我爸的单位是分开的，我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我爸是局长。当别人喊我爸“当权派”时，我在一旁很是愤恨。因为“当权派”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中的一个词。后来我知道我爸是某单位的局长后，我也觉得我爸有水平。我爸代笔替我写批林批孔的作文屡次在班上获得老师好评，我更觉得爸爸有水平。

我形成这种思维并不需要训练，“领导是头”，“领导比一般人有水平”，我想这是不言而喻的结论，任何人都可能推导得出这个道理。

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参加了工作，自己亲自有了领导，在我的心目中，一度仍然维持着儿时对领导的高大形象。

大约是过了10多年，在我的熟人中有一部分人当了领导，我对“领导就是有水平”的判断疑虑起来。这之中有我了解的一个人，竟然当上副县长，更是让我大跌眼镜。

那天一个朋友指着刚从一辆轿车中钻出来的人对我说，这人是副县长，我非常惊诧：这怎么可能？！我站在那里纳闷半天回不过神来。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我和这个人一起下乡搞中心工作，一次在工作完了要回家的时候，这个人竟然怂恿我（因为我和乡领导的关系比他熟），希望乡领导买瓶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果汁送我们（我和他）。我对他的要求非常反感。从此这人给我留下不好的印象。事隔10多年我和这人没有了联系。所以当听说该人当了副县长，怎么不让我感到意外而且吃惊。今天一些人听了我说索要一瓶饮料也许会说我是小题大做，大惊小怪，但上世纪的80年代不同，当时的风气很正，“贪污”“腐败”这些词对当时的时代来说是陌生的。在我看来，从索要饮料的小事，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行。

现在继续说那个副县长。后来我又听到这个副县长成长的来龙去脉的故事。说他和县委书记住一幢楼而且一个单元。每次书记上班关门要发出一声撞击声，这时这个还没有一官半职的年轻人大概一直在自家的门后聆听这一声响，这时他迅速出门和书记同行（步行）上班（住宅和上班之间的距离不远）。几乎天天如此。还有一则故事是，每遇到停水，他立即为住在楼上的书记送水。这些谄媚的举动使他很快得到升迁。当然，现在进入21世纪的人要想升迁，比他做得干脆——送钱买官了事。相对说来，这个副县长还算是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挣来的官，比花钱买官道德上要“进步”点。

后来他当了副县长，事隔几年后又当了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又隔了几年听说他包的二奶生了个儿子，还有其他经济问题被“双规”。虽然如此，在人们看来，他最终还是贪污腐败的赢家，因为他捞了很多钱没有进监狱，只是劝其退职。

我说的这个故事有点陈旧了，和目前媒体披露出来的大贪官比，一点都不精彩，我说它的意义在于，这个原副县长是我亲眼目睹的。我当初就对他当副县长感到惊讶，而事实证明我的惊讶是有道理的，他没有资格当副县长。

现在有点离题了，回到领导的水平问题。在该副县长的身上我看到领导的产生并不是因为水平。我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该副县长没有水平，但仅凭他索要饮料、精心讨好领导、贪污、最后“双规”，就足以证明他没有水平。我以为，“水平”不但是一个智力问题，它更多是一个智慧问题。“智慧”就是认识真理和谬误的能力。一个道德上邪恶的人，即使有能言善辩的水平，在我看来，这种水平也是负面的，我以为是没有水平。这种人有很多词汇来形容，什么“花言巧语”、“夸夸其谈”，等等。如果“花言巧语”属于有水平的话，该副县长就属于这种“有水平”的人。

现在我还接触到一类连负面水平都没有的人，这种人连“花言巧语”都不会，经过仔细考察，这种人身上有两种因素并存，一是智商有问题；二是无赖。这种人是怎么当官？我实在无法推理。前面该副县长当官是因为削尖脑袋钻，有个“因为”“所以”的来龙去脉，而这种低智商、无赖的人当领导，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一时难以把握。

我亲自接触了这样一个领导，一个局级领导，因为有件事情涉及到我自身的利益。我找到他，我向他表明他对某个事情的处理不对，要他纠正。我拿出中央、省、市有关文件和他论理。现在文件多如牛毛，我知道领导未必就认真看过上级的文件，而有些“广大群众”因为自身利益的原因，反而吃透了上级文件，所以我拿定主意，要认真向这位领导传达上级精神，我深信我根据中央文件表达的意见他能同意，而且必须同意。记得在向他解释中央文件的时候，一瞬间仿佛我是他的领导——因为这本应该是领导向群众做的事。我暗自笑了一下。他听我传达完文件后，他的回答竟然把我驳倒了——他说：上级的文件不执行的多得很。他的答案有点像脑筋急转弯的回答，一时叫我无言以对。后来我慢慢想通了，该局长的回答是正确的，他是用当局的“潜规则”来反驳我。不过，领导向我这个群众公开潜规则，我还是非常气愤。

这种无赖的领导还多着呢！有一次，我亲自目睹一个领导在会上批评那些向上级部门打小报告的人，他说：“我们的事有人管，用不着你们管。”（他的意思是有上级管他。）就我的知识，我是知道当局有条文支持群众越级向上反映情况。但这个领导就敢公开反对当局的规定。

其实，我是中国人，并非老外，我对“中国特色”是了解的，如果我以为领导不敢对抗中央文件我就是太天真了。我的意思是，无论如何一个领导把“潜规则”公开说出来是不应该的。比如说不准用公款吃喝，这是有规定的“显规则”，但实际是可以用公款吃喝的，这是潜规则，是

不能说出来的。但今天有的领导就有点耍泼，智力就是很低，他就敢公开说类似 “我就要用公款吃喝”之类的话。前面我谈到的领导说“上级的文件不执行的多得很”，就类似于“我就要用公款吃喝”的言论。

把潜规则说出来就是不要脸了。有句民间谚语：“人不要脸鬼都害怕”，对此，我们普通群众实在是有点“害怕”。

这些无赖的领导是明白自己的水平有欠缺的。有的领导有自知之明，公开承认自己没有水平。有位新上任的领导，他第一天召集下属开会时说，你们今天坐在下面的人我知道有的人水平比我高，这我承认，但我为什么当了领导？而你们没有当？说得不好听就是我运气好，领导安排我来的，你们不服不行——这话听起来是谦虚，不过你还是从中听出了他的话和前面那位不要脸的领导说的话是一样的，他几乎就在说：“我虽然没有水平，但还是要领导你们。”没有水平而当领导，这是潜规则，是不能说的，可他偏要说。这只能用智商低和不要脸来解释了。

中国的一些单位，往往是一个独立王国，领导在上面讲话可以信口雌黄而下面的群众只有听的份。即便是有正义感的“群众”，你不可能听他开一次“黄腔”，就去向他的上级反映一次。

我前面讨论的领导，都是我亲自认识的，我由此推断那些我没有亲自认识的领导，他们的水平如何？我就要武断地由此及彼了。中国的官人你是无法了解他的水平的，他不像西方的官员随时要面对公众的质问而你必须回答。这就要考试你的水平。中国的官员没有这个环节。他们面对公众往往是单方面发表指示，而这些指示你无法断定他有没有水平。比如民众遇到灾害，他的指示是：你们要处理好善后工作；到某个工厂视察，他的指示是：你们要把生产搞上去……如果你留心在报上收集，大体是这样一些大而无当的永远没有错的话。

在我的当官的熟人中，我知道有些人的智力是很高的，有的甚至是硕士、博士什么的，但他们很难有水平，我前面说了，他们肯定缺少智慧。为什么呢？中国的官场，正如古代的科举，让“聪明人”“尽入毂中”，进去之后，再有水平也发挥不出来。

话说完了我还要补充有关我爸的事。我爸现在74岁了，我有时偶尔在街上遇到我爸当年当领导时的下属，这些下属谈起我老爸都不约而同说我爸人好，从来不整人。但却没有人说我爸有水平。这让我有点郁闷。不过我后来释然了：现在而今眼目下，不整人确实是优点。

不过后来我暗自思忖，觉得不妥：不整人成为优点，那么不偷东西是不是优点？

近日,我市发生两起杀人案。一起是两个17岁的少年，有预谋杀死一个也是17岁的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抢劫现金50元和手机一部。另一起是三兄弟在为母亲去世办丧事时，为母亲生前留下的110斤玉米发生争执，老三认为这110斤玉米应归他，理由是为母修坟时损坏了他的玉米地。老大不同意，发生争执,继而斗殴。老三用棍棒将老大打死。

这两起案子说不上是大案要案，却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而且，在我们身边之外的其他地方也不例外：我们经常在报刊上见到全国各地不少类似恶性事件。这些案件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杀人者并非惯犯，只是一时为了蝇头大的利益杀人,而且令人惊异的是,有相当多的血案是在朋友、亲人之间发生。

在这些杀人案中我看到可怕的邪恶，而且到了邪恶轻而易举就产生、爆发的地步,杀人者似乎是不假思索。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作这样的假设并推理：如果我们把犯罪的动机用价格来表示，比如，某人为10万元（界限）会去抢劫杀人，低于10万元他会放弃；但今天不少杀人者目的（标的）变得非常小，为了几十、几百元就可动杀机。杀人的标的低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抢一部手机)。借用经济学的观点：价格低，买者就会增多；由此推理：为了几十、几百元能动杀机，杀人者的量就会多，因为身上携带几十、几百元的人很多。我推理的结论应验了我前面列举的案例,即,大量的杀人案都是为了小得可怜的利益。

上面我们是说杀人者动机（“价格”）降低致使杀人的可能性增大，从而这个群体的数量增大。现在我们进而分析杀人者的畏惧心理。某人为10万元、上百万元抢银行、杀人，似乎是符合犯罪者的逻辑：如果逃脱，他会占有10万元或上百万元；如果被抓判死刑，犯罪者也想得通：“我罪有应得。”这里犯罪者的风险（死刑）和(可能占有）上百万元似乎是平衡的。但为了几十元抢劫杀人，就不平衡：一极是死刑的风险,另一极仅仅是占有几十元。这无论如何令人费解，但今天就有人敢冒死罪杀人就为了抢几十元。这不得不使人感到恐怖。

现在我们要问这到底是为什么？说不懂法已经不能解释了，据一些司法界人士介绍，不少犯罪者精通法津条款，明白犯什么罪要判多少年。我要说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道德水准已降到底线，退到了动物性；内心弥漫的是邪恶、歹毒。罪恶已发展到不敬畏法律，不敬仰生命。(杀他人是毁灭别人的生命，自己被判死罪是毁灭自己的生命。）人基本的素质：同情、良心、理性已消失殆尽，更不要说人应具有更高级别的信仰了。

亚里士多德说（大意），人如果没有法律，会比动物还可怕。我们有法律却不畏惧法律。可见我们邪恶的程度。

道德（道德深处是信仰）是我们遵守法律的条件和基础，是我们的良知和理性的源泉。正如孟德斯鸠说，“爱国、知耻、畏惧责难，都是约束的力量，能够防止许多犯罪。”听了这句话我要苦笑了，这些约束的力量我们严重阙如，我们的犯罪者丧失了人性,丧失了理性，对法律毫无畏惧之心。其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道德教育存在严重的危机，由上而下的道德宣传有时只是表面文章。我们没有一种在日常生活中弥漫于每个人内心的关怀。在民间，道德关怀几乎是空白；我们没有意识到来自民间的这支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道德力量；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其方式、方法、途径是政教合一式的，其内容缺乏情感的力量，从而缺乏感人的力量。前面提到的17岁的杀人者，杀害朋友前在某职业艺术学校(这简直是讽刺），毕业后外出打工被辞退,再次外出打工又不遂意。(也许此时他内心极度绝望。)这时我们的社会缺乏援助的力量，也没有帮助的机制。

一些人的灵魂在堕落，需要拯救——我希望不要把这句话理解成简单的呼吁、对某个群体临时性的帮助。我们应当改变我们的道德关爱机制，变由政府实施的道德教育为社会（民间）来表达。当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需要彻底的变革。

老婆的文化程度是初中,是教育部门颁发的文凭。按理没有什么存疑。但在中国又有国情：你这一辈子免不了要填各类说不清的表格。你有高中文凭，但在“文化程度”栏中，你可以找出各种理由填“相当于大专”;还有明明是局长，却可以享受副县级待遇。老婆不懂中国社会这些复复杂杂的奥妙,但她在评估自己的文化程度时，却和这些现象不谋而合。她常说，“我们这种人，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很聪明”。言下之意有“相当于高中”的意思。不过经过我仔细观察，她自我评价“基本属实”。

先说她的“聪明”。

外国电影的幽默往往很含蓄、机智。读懂它本身就是智力的测验，她常常比我先一步发现其中的幽默，也比我先一步笑起来;

我推荐《阿Q正传》给她看，她居然反反复复看了几遍，她读懂了《阿Q正传》的悲剧意义和其中的幽默。在做家务厌烦的事候,还冷不丁学阿Q说一句“我要革命”!能读鲁迅，当然不笨。

一天她在看电视，我在做其他事。她突然问我，“什么是唯物主义？”我顺口说，“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她也不假思索回答，“是嘛，没有饭吃没有钱花怎么会有精神。”她的回答有问题，不过也不能说完全没沾唯物主义的边。我没心思谈我对唯物主义的看法，只补充了一句，“唯物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名声不太好，有时是指对金钱和享乐的崇拜。

现在说她比较低档的“初中文化程度”。

一次她突然问我，“鲁迅是不是出生在旧社会？”“鲁迅当初跟毛泽东闹革命没有？”我哈哈大笑。我笑的并不是“文化程度”的问题，而是笑在她这种与政治毫无瓜葛的女子身上，居然折射我国的政治生活。如果这句话说明她文化差的活，那也是差得可爱、滑稽。

不过那天在看国际新闻时她说的一句话就明显属于文化程度差的问题了。她问我，“联合国这个国家在哪里？”我用歧视的眼光盯着她半天不着声，她才感到她出了严重错误，她分辩说，“我是在家里说，又不是在外面说。说错了有什么关系。”

不过，总的说来，在我的正确领导下，她的文化程度有明显提高。我喜欢古典音乐，虽然她不像我有点“发烧”，但她确实喜欢上一些古典作品，如威尔弟的合唱歌剧。以至她在公司的同事中大谈威尔弟、柴可夫斯基。别人说柴氏的<<天鹅湖>>好听，她偏要说柴氏的<<胡挑夹子>>更好。令同事刮目相看。她回家告诉我，“不管怎样，我把他们镇住了”。希望我以后再告诉她一些艺术家的名字。

每次看国际新闻，我总情不自禁要发点议论，发表些观点。她无意中就成了我的听众，每每总是点头称是。天天耳濡目染，无条件接受了我一些结论似的东西。一次星期天全家相聚，闲谈中说到美国反恐怖战争。我老爸老妈仿佛是被洗了脑，是无条件的反美派。而以我为首包括老婆、儿子、侄儿又是亲美派。一争论起来就很对立。我不屑于和父母讨论美国，我认为我们不是在一个档次上讨论问题。于是我对老婆说，“你上。”老婆立马踊跃发言“美国就是好，要不为什么不少人拼命偷渡过去;美国援助阿富汗最多。”几个侄儿也附和“就是，就是”。老爸老妈很孤立，老爸一脸的气愤，又找不到适当反驳的语言，一急之下干脆说“美国有什么好？还不是人吃人的社会。”我们哄堂大笑。以后，“美国是人吃人的社会”这句话成为我们家的典故，常拿老爸开玩笑。

老婆虽是初中生，不过的确有灵气，那怕说些愚蠢的话，也愚蠢得可爱。不知她今后还有没有机会填各类名目繁多的表格；如果有，我建议她在“文化程度”栏中填“相当于高中”。不过我又迅速打消这个念头。何必呢，仕途与她无关，她最多受到我的重视。仅此而已。

要讨论我与电脑之间的关系，我实际上是没有发言权，甚至可以说我不配讨论电脑。我之所以要说它，是因为我经常要和它打交道；我之所以“不配讨论”，是因为我始终和它有陌生感，就如象天天和我在一起的同事我不了解。

我是两年前买的电脑。我买电脑的动机主要用于写东西。据我当时的道听途说，电脑能储存很多文字，随时需要还可以调出来。至于它还可以电子商务、网上看新闻、发电子邮件等等，我觉得对我来讲不说遥远，也是下一步的事。我的当务之急就是用它来写东西。以免除过去用复写纸誊东西的痛苦。

我一开始就遇到麻烦——这事说出来有点出洋相——我学开机、关机就学了好几天。电脑不是电视、音响，一个按钮就解决问题。

在门外胡乱折腾了几天后，我言归正传学“五笔”：“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买了好几本不同版本的电脑入门书;熟悉键盘，练指法，背字根……严格说来，我只是在象征性的做这些事;我的精力根本无法集中。最后我对自己宣布了判决：要学会“五笔”是根本不可能的;在电脑方面的愚笨是天生的、不可救药的。一大摞读起来就走神的电脑书，一直成为老婆的笑料。

我骂自己笨：街上那些搞打字复印营业的随便一个小姑娘用“五笔”打字都打得精熟，自己怎么连她们都不如；我又骂“五笔”设计者，怎么把打字搞得这样复杂。我转而一想：不能说我笨。既然“随便一个小姑娘都打得精熟”，我何必要“精熟”呢，不能用“五笔”来检验一个人的聪明愚笨。也就是说我还“不配”学“五笔”——我想这话怎么有点耳熟——对了，是阿Q说过类似的话。不过终究还是不能灭自己威风，我的脑筋只是不适宜搞操作之类的。记得我一个考上研究生的朋友，学不会骑自行车，外出办事竟然借食堂买菜用的人力三轮车作为交通工具。这个例子稍为安慰了一下我。

由于学不会“五笔”，我就没法写东西，我就和电脑无法发生关系。我就这样一年多没接触电脑。电脑成为家中的装饰。好在现在追求时尚的家庭都有电脑，摆在家中也可给人造成“与时代同步”的气氛。不过，现在的朋友也是“那壶不开提那壶”，一见面就聊“这个消息我是在网上看到的”；“有什么事发到我的依妹儿吧”；“你怎么连依妹儿都不知道?”我顿时觉得我是刚从深山出来的。

市场经济就是好。像我这样的笨人早就引起软件专家的注意——一种手写方式打字终于使我和电脑又发生关系。据说还有为比我笨比我懒的人设计的打字方法：语音输入，也就是你说什么电脑就输入什么。我想这种方法还是免了：首先我的普通话“歪”，可以想象由我呲牙咧嘴、怪声怪气向电脑发命令，电脑会作出如何混乱的反应；其次我想进行语音输入的状态有点类似领导向秘书口授指示的状态，而我的语言属于默想后说出的话，其语式和领导的居高临下的句式不一样。所以我还是选择手写板输入。现在我写得很顺手。不过当别人惊讶的问我会打电脑?我就有点自卑，我诚实的补充说“我用的是手写板。”我总觉得我用手写板和那些玩电脑的不是一伙的，不是一个档次。幸好我是在家里悄悄写，没在街上开门市。

我现在能在电脑上写我想写的东西，并把它打印出来，我觉得很满足。但是我并不感到自由。我只是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用电脑，就想一个老实的乡下人初到一个繁华都市，每天只敢走固定的线路回家，决不敢去其他岔道观光。但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还是要受人欺，有时可以说是受威胁----我的程序明明是对的，屏幕上实然钻出一屏字：非法操作，要立即关闭，或要我与厂商联系。第一次听这话我惊慌失措。我这人老实又守信用:一方面我立即反省我错在哪里，另方面我在想如何和厂方联系。在我一筹莫展之时，我壮着胆子键“关闭”，这屏虚张声势的字才消失。我骂了一声“欺侮老百姓不懂”。不过对电脑的威胁还是要认真对待。一次屏幕上出现大意是“内存不够，是否覆盖”的话，我不知如何处理，也不知按了哪个键。总之，我丢掉了一万多字的内容。请了各路高手来都没寻到。把我气惨了。

我现在虽然能打点字，我还是觉得我和电脑有隔膜。不懂的时候我请教儿子，次数多了儿子不耐烦，甩给我一句话：你要把电脑当成一个人，和它对话。这话让我想了半天。电脑的语言（符号）我读不懂，是我和电脑陌生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不懂就问,来教我的朋友滔滔不绝，想把全部都告诉我,鼠标在屏幕上乱飞。我迅速要他打住:我只学我当下不懂的，之外的不要求教，教了也白教，比如这次学把硬盘上的文字发到软盘，就暂不学从软盘发到硬盘。要承认脑筋确实不灵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电脑在逐步走近。我的大办公桌有两个座位，一头供使用电脑，另一边是用传统方式干活的座位。现在我坐在电脑这边的时候更多了，另一边显得有点荒了。

电脑很神秘，我找不到恰当的词形容它，只好说它有点像巫术。电灯是如何亮的，飞机是怎样上天的，我都略知一二，但这电脑为什么这样神奇我就不知道。我是爱乱翻书报的人,也从未读到这方面的答案。问一些电脑高手，也盲然的盯着我。不过别人已搞懂了我就不必费神了，何况本来脑筋就不够用。

我更多的是在想我们自己。虽然没有数字统计，但可以肯定，我们的非牟利体系（民间大概是没有）是不敢和美国比的。至于我自己，经常经历单位上要求捐物捐钱支援灾区或贫困地区，但是惭愧得很，本人经常表现消极。不但没有“自愿者”的经历，也没有主动捐物捐钱，即使捐也是因大势所趋，而且出手也不大方。但我相信本人内心并不邪恶，而且对美好社会的希冀念念不忘。我——包括我们为什么变得缺乏爱心呢？我想大概其中有这样的原因：记得鲁迅在面对募捐的学生也很犹豫，他疑心他捐出的钱是否会落到需要者的手中。我也有相同的心理。前不久<<南方周末>>披露上海一家公司捐到四川某县的希望工程款没有送到贫穷学生手中，捐赠人收到的是假信。又是<<南方周末>>（时间、地点、人物记不清了）,揭露某地民政局长贪污民政救济款;我生活的地方，“扶贫办”开着几十万的豪华三菱越野车,我就疑心他们把扶贫的钱拿去买好车。既然扶“贫”,为什么不可以开“北京212”非要开豪华车？我怀疑“扶贫”的诚意……这一切都使我对捐款的不信任,感到寒心，从而影响了我的积极性。此外，我也从不知道是谁在管理捐赠的钱物，也没见过在媒体公布某次捐了多少？如何开支的？总之捐了就完了。有时，捐钱的行为甚至受到伤害。我每年都在为子女捐“教育基金”，（实际是强制。如果不捐子女不准报名,）如果这样做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本人也乐意。但事情并非如此，仍然要遭遇学校的乱收费。好心没得到好报，美好的愿望还不被摧残？学校明明是好端端的房子，每年要（强制）捐“危房改造费”。捐钱者感到的是公开的被骗。如此个人与社会环境怎能哺育高尚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