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干活挣钱，农民种地糊口，律师替人打官司赢利：有官司打，才有钞票进帐；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人来找律师打官司，行内通称为“案源”，有了案源就有一切；没案源，金牌大律师也只是个荣誉称号。为能找到案源，律师们真是殚精极虑，奇招百出；本文的故事，只能让大家管中窥豹，仅见一斑而已。

 

 

刚到广州做律师，钟国锋就已订下了名片攻势的作战计划。这个国际大都市有一千多万人，要印制一千多万张名片成本太高，就以每张名片一角钱为计都要一百万元呢，自己拼死拼命，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挣到上百万。再说也没有这个必要，哪怕只发出去十万张名片，一年只要有千分之一的人来找我打官司也就足够了。又以一百人每人收取一千元的代理费，也是十万元的进项哪。十万张名片的费用也就一万元，这真是桩本小利大的买卖。

钟国锋的衣服口袋里随时塞满一百多张名片，猪皮公事包里还装有一千张。虽说一次散发千把张的可能性不大，但还是多多益善有备无患。

名片只靠一个人散发是不切实际的，律师嘛，毕竟不是广州街头五块钱一天的传单散工，没那么多时间专门派发。钟国锋的名片攻势就从里到外，由小到大。十万张名片分配了两万张给他老婆；他老婆那个工作地点十分有利于广交朋友扩大影响：在北京路闹市区的一间豪华公厕当收费员。厕所这个地方最能体现人生而平等，就是国家主席憋急了也要往里钻，进来方便的人自然是鱼龙混杂三教九流。钟国锋第一次想到把公厕收费处变为名片散发处兴奋得彻夜不眠，鼻孔里仿佛闻到了从便池飘散过来的芳香。钟国锋对他老婆的办事能力还有些不放心，亲临现场作过指导。吩咐她老婆，名片应和卫生纸叠在一起递过去，为了防范客人不小心名片掉进便池，还要特别声明纸内夹有律师名片，多谢支持。

钟国锋老家在河南，本地做律师累死累活也挣不到几个钱。听人说广州当律师就是先天性痴呆一年也能收进百把万，这才举家迁来找大钱。老父老母都已经六七十岁的人了，钟国锋又是孝子，不忍心把两老赶出去打工。可这家庭压力也太大了，房租水电日常开支，最少也要支出两三千。可没案源时连一分钱的进项都没有啊。来广州也已经半年多了，按那种傻子年薪百万的计算方法自己也应进项五十万了，可先先后后总共才只只进了一万多，多数案件还不是自己揽来的案源，而是搭着别的律师办案被赏的劳务费。钟国锋的难处，两老也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主动对儿子要求上街散名片。他爸还打着空哈哈很潇洒地说，就当出去散步，健身嘛。广州的夏季气温高达四十多度，钟国锋见过那些传单散工，一个个头顶烈日汗流如雨。叫两老受这份罪简直于心不忍。钟国锋鼻子酸了眼也涩了，仍没阻止父母的舍身壮举。两老上路时钟国锋千叮咛万嘱咐过马路千万注意安全，别被车撞了。有句话梗在喉头没敢冲出口，要真出了车祸撞个半死不活，不又得用上几千上万的医药费。广州的司机们仿佛受过特种训练，撞翻人后一个个逃得无影无踪；可广州医院的药品差不多有黄金那么昂贵呢。

钟国锋连八岁儿子也没放过：每天分配给他一百张名片，叫他分发给班上外班的同学；还对儿子交待了两条纪律：一是不能弄虚作假，老爸会私查暗访到学校核实；二是发不完名片不能吃饭。

十万张名片才发了不到五万张就出事了：钟国锋父母被一辆重型卡车撞成了两块肉饼；八岁儿子有一天以装狗叫挨耳光为代价都没完成名片任务，又怕吃不上晚饭，跑上街散名片再没回家，八成是被人贩子给拐走了。

 

到沿海这座大都市一年了，马博士慢慢体味到：这里并非遍地黄金，低头就捡到几十万人民币的事一般不会发生。要增加收入总量，还得靠多种经营：马博士在一所高校法律系任专职教师，在一所律师所当兼职律师，周二周四的晚上在司法局教育处主办的电大本科班兼职上课。每晚三节，每节60元。高校内的课酬已升到每节50元了，马博士之所以坚持到电大本科来兼课，图的不是两个晚上共计三百六十元的课酬。这几份工里，最来钱的还是做律师。外乡人到这个城市，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案源。没人介绍当事人来找你，就连一分钱也挣不到。电大班的同学绝大多数都是政法部门的在职学员，也有些头头脑脑的，这些可都是潜在的案源。再说了，上兼职课是一种最化算的无成本社交方式，就是捞不到案源，毕竟也有每月一千四百四十元的进项哪。这就叫做吃着碗里的盯着锅里的，时髦的说法叫“双赢”。马博士发现，沿海这一片儿人人都是贼精，校内那些教授一点儿也没书呆子气，个个都是手眼通天、八面玲珑的社会活动家。马博士在人际关系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心得：发展关系千万别慌，都市人敏感，意图太明显太急迫，会触动别人的戒备心，与你客客气气保持可观的距离。

有个星期二晚上，马博士在讲证据学中证据三性（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这一章时，发现兴华区检察院检察长金良有些心不在焉，似乎有很重的心事。刚开始还对马博士脸皮动动算是作微笑的敷衍，后来就一直对着桌子发怔。天下大雨，来的人也不多。许是窗外的雨声盖过了其他同学下课离开时的脚步声，金良像尊泥塑完全没有察觉。马博士拧着皮包踱到金良对面坐下，问：“咋？金检，还不想下课么？”

金良惊醒过来，对马博士歉意地笑笑，黝黑的脸面闪现一口雪白的牙。金良的长相属结实强悍型，没清楚他身份时，马博士曾猜想他是个刑警队长之类的角色。

金良梳成大背的头扬了扬，竭力轻松地说：“啊，马博，你的课讲得真好！”

这句赞扬显然驴唇不对马嘴，没听讲又咋知道好歹呢。马博士顺嘴说：“还得向你们这些政法领导学习呀。”

马博士注意到“领导”两个字刺了金良一下，不经意间现了一现苦笑。马博士直觉有机可乘了，很诚恳地说：

“金检，咱们也不是初次见面了。我在台上讲课，算是老师；走下台来，咱们就是朋友。虽说我就只是个穷书生，至少可以给你出出主意吧，无论是学习上的事还是学习以外的事。”

“没那么夸张吧，我能有多大的事。”尽管金良说这话时还爽朗地笑上两声，马博士仍能辩析出他内心的焦虑。

金良深深地剜了两眼马博士，用眼光当刀片儿切开博士的皮看看是否真有诚意。略略迟疑了一下这才说：“要说事呢，倒是有点小事。就是，两篇文章。……”

一听说写文章马博士差点冲口而出“小菜一碟”，又及时抑制住了；太轻易地帮助别人将会使帮助贬值，马博士就没吭声，让金良继续往下说：

“是这样子的，今年上面下了文，要求政法领导干部每年必须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两篇文章。没说发不出来的要下岗，但也提到了这是任职晋升的重要考察标准。马博士，你知道，我们从早忙到晚，哪来时间写文章。说白了，硬逼着写出来的东西也发不出来呀。学术刊物上发表？我到现在连一本学术刊物都还没看过呢，发，发烧还差不多！”

马博士很自信地安慰金良：“金检，有我在这儿，写文章的事嘛你就尽管放心啦！要不这样，我来为你搜集资料，然后你写好初稿后再让我拜读……”

“马博士，你开玩笑么，我这只手，射击比赛握枪杆子还可以，钢笔那么重，拿不起！”

金检自嘲式的幽默把两个人都逗笑了。

说了一会儿话，马博士就答应了替金检代作两篇刑法方面的学术论文，投家刊物发表发表。

金检伸出那支更适宜握枪杆子的手抓住马博士的手腕，两眼直视着马博士，一言九鼎地说：“马博士，我老金不会忘记你的帮助。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们知识分子我是了解的，我老金要给你钱，那不太庸俗了。这样吧，你不在做律师么？我在检院主管部门就是公诉科。哪天我跟下面打个招呼，叫他们对那些犯罪分子说一声，叫罪犯家属统统来委托你。这你清楚，公诉人说的话罪犯敢不听么。”

马博士一迭声说：“这个我懂，我懂，那，金检，我这就谢过你哪！哦，顺便问一句，你手下不是有秘书么，咋不叫他们……”

金检不留情面地说：“马博士，说这话那你在社会大学里就得不了博士学位。那些秘书要替我代作，那我不就攥在他们手心里了？！”

“对呀对呀，那就让我来作你的编外秘书吧！”

 

 

据报道，我国各省会城市知识分子密集度的排名是北京、上海、成都、广州……。广州虽然位居第四，但要讲知识分子社会活动能力，绝对遥遥领先。广州知识分子里找出一个书呆子，那真是大海深处捞银针鸡蛋里面挑骨头。广州的知识分子哪，一个个都是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触类旁通手眼通天的社会活动家。就拿广州大学法律系的苏伟副教授来说吧，他在社交方面只算得上碌碌无为之辈，凭借一张“学生名单”一年也能挣来几十百把万的外水，足见广州知识分子人人可当外交部长。

苏伟的专职是广大法律系教师，又挂在广伟律师事务所做兼职律师。照苏伟的说法，学校那几串钱只够活命，就像医院里打吊针；要挣大钱，还得靠当律师。律师业务的第一大问题就是案源，有当事人来找你办案，才会给你送来成千上万的钞票。广大法律系那些娃娃们都是全国各地高考入学的小年轻儿，要从他们身上挖出案源是没指望了。于是苏伟业余就到广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去兼法律课。电大学生多数是参加工作又来混本科文凭的大龄青年，连五十岁的都有；这些老嘴老脸有些还是各行各业的头头脑脑，就连那些脚脚爪爪的也能为你搞点牵线搭桥左勾右引的动作，苏伟到电大文法部接洽时课酬提都没提，开口就要每期每班的“学生名单。”

苏伟一周三个晚上在电大兼课，一学期就能面授六百多名学员。用苏老师的话来说，兼职上课是无成本小收益高效率的社交方式。但是每期除了上课要跟六百学员挨个发展关系显然不具可能性，况且那样也会再发生交往成本。授课期间可以从中挑选几个下大力深交，至于其他成百上千的学员，就只当作人际关系资源储备起来，都装在“学生名单”里了。

“学生名单”的用途是多元的：A、学生本人即可成为案源，也就是本人有事打官司找律师；B、学生可以替老师介绍案源；C、不同单位工作的学生对老师办案有不同的帮助，例如，某甲在检察院起诉科，可在起诉时对被告调子别叫那么高；某乙在区法院刑庭，量刑时可在三至七年之间下移；某丙在质量监督管理局，对案件所涉产品质检可以做做手脚。

苏伟每次拿到“学生名单”都会心花怒放啧啧叫好，有一次情不自禁对律所同行夸耀说，咱这张学生名单就象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打入匪窟的“先遣图”。有个律师扁着嘴说他比喻不当，问他知不知道先遣图的内容，见他不知所云才对他讲，先遣图是国民党散布在牡丹江一带的特务名单，难道你那些学生都是特务？这句抢白弄得苏伟很是尴尬，语无论次地说，他们哪是特务，都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算是特务吧，就算我国民党匪特打入中共吧，哈哈。

一期又一期，学生名单的份数越来越多，苏伟掌握的人际资源也越积越广。苏伟这一张张学生名单为他接案办案带来了莫大好处，为他赚取了数目愈来愈多的人民币。

有一天，苏伟接待了一位自称慕名而来的当事人，是个四方脸蓄板寸头的中年男人。藏头缩尾不报自己姓名，只把案情说了一遍，是个贪污贿赂案，问苏律师像这种情况能不能搞掂。苏律师请对方喝杯免费矿泉水稍安勿躁，要查查学生名单，又问是哪个辖区的贪污，报了区名，苏律师边拍桌子边说：没问题没问题！我有个学生恰好是区检察院起诉科副科长，大名叫做孙穗生！

苏伟一迭声叫完，发现对方没有反应，心里纳闷盯一眼当事人；四方脸板寸头眼对眼盯了苏伟足足有两三秒，这才带点讥嘲地说：

“苏老师，才只半年多您老就把我给忘了？我就是孙穗生哪！”

不消说，这件案子就黄了。孙穗生转过身寻找记性更好的律师去了。苏伟痛心疾首，对自己的疏忽大意进行了深刻反省，马上挨个打电话，向学生名单上的每位学员索要一张免冠两寸近照，还没忘了跟学生们打招呼，一定要在照片背面写上自己的姓名，苏伟怕一错再错，又把张三搞混成李四了。

 

 

王鸣从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法学本科毕业，到思特律师所应了聘。没有考取律师资格，就只能做执业律师的辅助人员。律师辅助人员分为两类：一类叫律师助理，替律师接电话，跑法院，起草简单的法律文书；另一类叫做业务员，专门在外跑案源。王鸣一个电大本科没法跟名牌大学毕业生竞争，连律师助理都谋不到，只好将就做业务员了。业务员要固定跟某个律师，底薪500元是由律师发给业务员的。王鸣跟了张律师。正式上班前，张律师笑吟吟地对王鸣说：小王，咱们都是搞法律的，先小人后君子，还是签个合同吧。王鸣对合同其他条款都没怎么在意，签订前已经跟张律师口头谈过了。第七条却让他看得后背直冒虚汗，该条内容为：“若乙方（指业务员）在一个月之内（均以三十天为计）连一个案源都未找到，则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乙方从第二月起不再为本所业务员。”

除了合同第七条就象一条鞭子随时抽打着自己，王鸣觉得底薪太低也是他拼命跑案源的强大动力。家住远郊同德围，每天乘车到律师所所在地东厂路，中途要转两次车，单边车费就是3元，双程6元，一个月二十五六天工作日，加上有极偶然的情况睡过头需要赶时间，免不了去搭十块钱单程摩托车，这一项差不多要用去一百八十元；每天中午在律师所或在跑案源所在地吃顿盒饭，要用五元，这项也要用去一百二十元左右；天气酷热，免不了每天买一罐冰冻矿泉水，又得用去三十元；剩下不到两百元还得用来作跑案源的交通费。五百元用得一分不剩。

按照张律师的指示，王鸣到打印商店制作了双面名片：一面是张律师，一面是“律师助理王鸣”（对这个称谓，那个真格的助理还有些拿脸做色的，似乎王鸣侵犯了他的名称权）。张律师对王鸣讲，这些名片你在亲友同学中派发，要是谁按这个名片找到律师所来，谈好后收了钱，我都认你的，按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给你介绍费。举个例吧，我从当事人那里收了一万，就发给你一千五。发名片等于是茫茫大海撒鱼饵，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哪位当事人来咬鱼钩。王鸣跑案源主要是到各个法院转悠，象只猎犬寻找猎物，东瞅瞅，西闻闻，发现目标就要猛扑上去。当然，诱人来请律师打官司毕竟不是当抢劫犯，要懂得不温不火，循循善诱；显得太急迫，往往会坏事。当事人会心想，这么急着派人来揽案子，这个律师是不是揭不开锅了；生意坏成这样的律师水平一定不会高。有些警惕性高的，还会瞪眼阻止你跟他靠近，双手紧捂皮包，简直把你看作小偷或骗子。王鸣在各个法院的休息室坐了几天就摸索出来了，得装出一付是来办大案要案的样子，要以一付漫不经心的神态跟人搭讪。慢慢问起案情，逐渐引君入瓮。当然，对那些苦大仇深的当事人，有时也要适当表示出对“黑法院”“黑法官”的义愤填膺，最后才抬出那个收费不高义薄云天的张律师。

王鸣第一个月的业绩虽说不甚辉煌，也算略有进项。诱了一个当事人请张律师代理，收了五千元的代理费，王鸣分成750元。张律师破例递了一支“中华”牌香烟给王鸣，笑逐颜开地鼓励道：小王，好好干！第一个月是七百五，第二个月就可能七千五，第三个月……哈哈……。

第二个月的情况可就糟透了。本城高院、中院、区院共有十个法院，王鸣来来回回跑了六趟，从早到晚跟当事人攀谈，舌头讲得起了水泡，连一个案子也没揽到。临近月底，底薪五百也用光了，坐公车、吃盒饭、喝矿泉水的钱还是家里给的。张律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连嘲笑都不屑赐给王鸣一个了。

八月二十九日（第二天就是单方解除合同的最后期限了）那天王鸣出了事。临到月底了连一个案子都没揽到，王鸣心急如焚，越急事情越不顺。就在仁秀法院休息室里，竟然跟一个刚认识的当事人就该不该请律师吵了起来。那个当事人把劝人打官司请律师拼红了眼的王鸣骂作“绑匪！”本想在休息室再搭讪搭讪，有个干警走过来赶人，说是周末五点钟就要关闭休息室。一出开着冷气的法院休息室，满肚子窝囊气几近绝望的王鸣即刻感到酷热难当，汗水象喷泉一样从头上身上往外奔涌，少了水份，即刻口干舌燥，异常烦躁。口袋里只剩下两块钱，到家最后一段路还得步行。连一元一瓶的矿泉水都没钱买了。公车拥挤非常，人挨人，连一点空隙也没有；晒烫的铁皮直喷火气，汽油冲出秽气，人身上大冒又臭又热的汗气，王鸣被后来挤上车的人往前推，实在没办法保持距离了，碰到一个胖大男人的肥屁股。胖男人竟象处女失贞惊叫一声，撅屁股使劲撞击王鸣的小腹；王鸣用虚怯的声音说了句，师傅别这样，人这么多，不是有心挤你。胖男人一听这话，圆脸现出小民触犯龙颜的愤怒，伸出一只肥萝卜手揪住了王鸣一只耳朵，生疼。王鸣带着哭腔说，师傅，你松手，我错了，我跟你道歉。胖男人愈发来了淫威，放肆地大笑着说，要我松手可以，叫我三声爷爷。说着，又使大力拉扯王鸣的耳朵。眼泪从王鸣眼里流了出来，绝望、羞辱、干渴、昏晕、烦躁汇聚成了一股身不由己的冲动。王鸣顺手夺过一个腿旁座位上削苹果的美丽少妇手里的水果刀，扑哧一声刺进胖男人的肚子。胖男人哎哟一声，松了手，低下头瞪眼看沿着刀刃冒出的鲜血，哭喊：你你敢杀我，一边扬手来抓王鸣，王鸣见状，握紧刀柄又往深处推了推……。

两名干警把王鸣抓扭下车，好不容易推开了围观的群众。王鸣瞧见街边杂货店红色电话机，偏头跟干警说他想打个电话。电话是张律师接的，听到王鸣一阵神经质的大笑，接着又听见：“张律师，终于找到案源啦！我杀了人，家里为我请律师，胖子也要请律师，我们一起请你当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