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执笔杆之所思

2011年8月份开始，近一年时间主要阅读政治哲学方面的著述、资料。现在的新鲜事真可谓层出不穷，网上还可以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复印书”，例如我以二十几元即买到了上下两册800多页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哲学百科全书》。期间，大概是在2012年3月份至5月份时又短暂抛过一下锚，突然受到了成为网络写手的诱惑，大量阅读刑侦书籍、日本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等，这时又接到“起点”网站的通知，叫我与其签订作品出版协议。一两个月之内居然也能从写片段到写正文，写下了六十五页的司马豪斯探索集之《国安杀妻案》，写完便丧失创作推理小说的兴趣，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是写作本身感到吃力：我做律师虽办理过几十件刑事案件，但毕竟不是做侦察员，对案件侦破过程没什么感性认识，另外即使是阅读积累也不够，没有培养起读与写推理小说的深厚兴趣，其二是听人讲网络写手大都不能有可观而持续的收入，再则“起点”寄来合同让我签署之后从此再也没有下文，原来憧憬的再过数年后主要以写作为生的希望正式破灭，此后便从6月份开始到8月底，仍折回头去看政治哲学著述。

包括布莱克维尔政治哲学百科全书在内，关于集权论的博士论文、其他政治哲学文献一共莫约看了共计有上万页，到2012年8月26日又正式决定回过头认真写小说、杂文。这么些年，主编这份民刊《黑白》其实我才是最主要的写手，这本杂志说我唱独角戏—点儿也不为过。记得八十年代在重庆上硕士研究生时，到邻近一个大学看过一场学生文工团编演的舞剧，其中有个头围白毛巾身穿虎皮短褂的壮实男生又唱又舞又跳，一人独霸舞台，别人全是龙套。当时对这厮疯狂出风头的作派心生厌恶，不料二十多年后自己也成了独角霸主。当然我的霸并非以力服人，而是无可赖何。民间刊物没有任何后台来支撑，不收钱送给人看还要力争别人不嫌弃，靠的就只是作品本身的质量，可收到的投稿主要是文学类的，但很少遇到质量好的；至于论文类作品则是微乎其微，而且质量也不怎么样。大概做学问的人是考虑《黑白》只有国际刊号而无国内刊号，对评高级职称无益；还是因为《黑白》没有稿酬只有赠书，一不能图名，二不能图利，那就没什么诱惑力了。有签于此，这本杂志每期200多页共计30万字左右的内容有只有我自己动手来写了。2006年创刊到现在，我基本上都是写几个月论文，又写几个月小说散文杂文，早在二十年前就跟老友们谈起过老子以后要搞一个“一人出版社”，不幸言中，真的成了一个亦官亦兵的光杆司令。真可谓少年妄语预定一生。

我从来就不相信什么宗教神秘论意义上的“天命”，那不过是一种故弄玄虚的胡思乱想、胡说八道，或者退一步说，就我们目前能够具有的对三维时空的知识而言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命之类的东西，命从来不是天，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由人，而是由自己决定的。除非人是一个没有意识的存在物，任由天命人事来摆布，当然个人的意志无论有多强大，个人的智慧无论有多超群总还是受到先天后天之“客观条件”的制约的，但只要个人是一个有自己愿望的存在，他就可能尽其所能地创造出按其所愿的人生。反抗客观现实在主观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这种反抗的愿望有多强烈。

据鄙人多年阅读与体察之心得，古今中外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是一些注意力近乎病态地专注的偏执狂。人的偏执之总根源正在于“人生意愿”，也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人，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一旦开始写作，脑子里即浮现出“以笔为脑，以写为生”的自创格言，以我本人的身体力行、手写的动作、纸上划出的字迹，这些都不只是“思想的完成”，而是更有触感与形状的思想本身。似乎，单纯的阅读和思维是一种没影儿的事，看过了想过了，不论是别人的思想还是自家的思想都归于无形，而写作就不一样了，尤其是“手写的写作”，相当于是思想的更为有形更为精准的活动，更为重要的是，吾之所思，皆可跃然纸上，确实是这样：纸上的文字逐渐增加，思想的世界不但越来越具体，凝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逐渐成形的思想的世界还可以对写作者（思者）起到具体可感的刺激作用。也许我这是对自己的“电脑盲”所作的又一次辩护：纸上世界相对于电脑的“只可逐页翻阅的平面屏幕”而言，更是一个具有长宽高的立体的（真实的）世界，而手写的写作者（思者）正是这一纸上的思想世界的拥据者，况且，这次重新“以笔为脑，以写为生”启始，我又给自己添附了另一项“知觉的扩拓”：尽量把字写得工楷、好看。写的字太潦草，为我打稿的人很是头痛，这会影响打稿速度，还对自己提出了“尽量不连笔（笔划连结）笔划要齐全”的写字要领。其实写作无非就是更为专注地有意识地写字，为什么不能练就一笔工整又好看的字呢，这样既免去了打字人的辩识之苦，也免去了本人的校对之役，以前我写字太草只把文字去追逐那“飞快的思想”，但细究起来那所谓的思想，其实亦不过某一场景印象或一个模糊意念而已，对于“写作者之思”而言，在场景或意念之下应有一个“语词之物”，观念中的语词应当是场景或意念转换成纸上世界的中介，我首先应“想”到某一个与某一场景或意念相对应的语词，然后再以手上动作将这一语词写在纸上。以前，我对这个观念中的语词有些不耐烦，是因为记忆中的形象或脑海中的“内在默声”只需要直接转换成纸上的符号。由于对“语词之物”缺乏所谓存在论意义上的感情，也就是：没有把结构完整字形优美的语词当作思想本身之一部，于是便猴急火燎地胡写乱画，写下一个又一个鬼画符。中国字是象形字，所谓中国式的思想除了内在默声的“声音”，还应当有状物象形的“形状”，当然，书法练习者对字形的重视与思想者对字形的重视其重心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要是字形，后者主要还是思想。另外，从前的那种只求快不求好的写字速度也反映出了没有“放下心来思考”的不沉潜不耐烦的心态。

真可谓“一写解千愁”。自从2012年8月26日重新开始写作以来，自感身心较以前更加愉快。今年夏初时我来到印刷厂订制了五百本大稿纸（每本100页，每页500字），这五百本大稿本子堆在我的书桌左右，就像两座小山丘，将这五百本稿纸写完，我就将写下二千五百万字。这将是又一个十年的码字的战斗！

说实话，我对自己的“《黑白》大业”时不时还是心存疑虑的。一篇又一篇兴致勃勃写下的文章只能在自己主编的民刊上“发表”（大多数人认为“发表”是在官方刊物上发表，民刊不叫发表，至多叫“刊印”），还是有些失落感的。有时甚至还会半夜三更醒过来打主意再读一次博士接着读博士后，重回主流学术界的念头。可见，社会中人在思想上真要跨越功利是何等不易，就连最不具有经济效益的文章发表都在渴望“世所公认”，而非标新立异地“自我标榜”。

虽然时不时会发生自我怀疑，但每一次又都能战胜疑虑。当然这也并不完全是“崇高信念”的胜利，另有一个原由是无可奈何。用正统学术界的眼光来看，我之所思我之所写也就是不务正业的旁门左道，或者竟可以说，因为做不来正统学问，所以才来做民间思想家。这种可以预想的讥嘲并不完全是诽谤。虽说本人曾写过数十篇正统学术界那样的官样文章，并且凭此还评上了副高职称，如果还能吃大苦耐大劳再接再历，想必再痛苦也可以再弄出数十篇文章来凭个正高吧。为什么会嘎然而止呢？也许是不能吃苦，但更重要的是，痛感如正统学人般的思与写，不能体会到自由之思自由之写的极致之乐，我对自由的渴望比许多识字者们更加强烈，于是才自行终结了做正统学问的光煌前程。反正人的生命自律之一便是自我辩护，也许我这些理由都是为自己不能写出官方主流刊物乐意接纳的“优秀社科论文”作辩护吧，管它呢。

古今中外，大凡要走一条不和于俗的人生道路的人，恐怕十有八九都会一辈子都在自己给自己打气，世上任何人都没有随身携带为民间伟人打气的汽枪，除了你自己身上那一杆。西方有尼采，中国有老庄，如果不论块头份量，鄙人也可以算上，没做过尼采老庄，不知他们心中所思所感，那就只有拿自己来说事儿。

记得刚开始编《黑白》时，几乎是逢人便讲解“任何时代的真实思想都只在民间”，还颇有愤世嫉俗味地攻击社科类博士导师等当今学术名人统统都会被人遗忘，数百年后其大著就连图书馆故纸堆里都不见其踪影，其言下之意唯有《黑白》可以留传后世，等等。嘴上虽这么讲，可底气却又没有嘴劲那么足，偶尔在报刊杂志、在电视上看到昔日那些博士同学们的篇篇雄文及鼎鼎大名，还是禁不住酸水直往上涌，有时还会不得志地抑郁一两天哩，可日子久了，慢慢习惯了自由思想与自由写作，对昔日同学们的大名也没当初那么心惊肉跳了，所谓“逐鹿中原难料胜负”，就只认定：以我国目前的思想文化之非自由体制，我的那些名人同学们所写著作肯定缺少可持续性，而我的文章却有可能流传，因为身为民间思想者，有一事确是他们办不到的，那就是自由而真实地思考与写作（包括写黄色小说），但这种自我辩白发展到后来逐渐弱化，因为越来越觉得，我之名垂青史又有什么保证呢？“自由与真实”么？其实也仅只是一种“信念”而已，而信念仍只是主观意向而决非客观证明。真可谓“名垂青史无担保”。最后惟一可以确信的，就只有“我在写作时的精神愉悦”了。但这是不是一种自我蒙骗的精神麻醉呢？不完全。因为吾人之所思并非孤芳自赏的无病呻吟，也就说，发的不是一己之思的牢骚，而是关乎他人的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

我发现，当今之中国似乎“贵族式思想者”已经绝迹。记得从前在小说上看过，英国贵族们在庄园中研究哲学或天文学作为娱乐活动，就连中国古代也有名士的风尚。但现在而今眼目下，似乎你要写文章又不送到官方刊物发表，不用评高级职称，那你想什么写什么呢，那还不如日嫖夜赌更实在。当然我也并非纯然的贵族式思想者，档次也没那么高。民刊《黑白》，虽然不能公开发行家喻户晓，毕竟可以进入各大图书馆，由于本刊有文学栏目，在许多大学图书馆摆放在“港台文学”栏目。《黑白》即便是小众传播吧，仍可在一定范围的传播吧。可见即便我已自绝于公开出版界，但仍然没有将思考与写作当作贵族式的业余爱好，仍然还要“出版”。由此可见，恐怕很难做到满足于自己写的文章就给自己看哪。

这几年折腾下来，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述中讲，无产阶级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当然我的自感力量并非如无产阶级愈益感觉到砸碎旧世界的力量，而是愈益感觉到“独自偷欢的战斗”越来越有滋味。

从前我是逢人便讲《黑白》，现在不但不讲，甚至不喜欢别人讲。《商君书》上有句话：“民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老百姓只能看到结果而没有正确评判过程的智慧，跟他们说什么民间思想呢，他们又能懂啥。别人懂也好，不懂也好，跟人讲起来有什么意思呢，无非是要别人来佩服自己，还要求佩服得五体投地才过瘾，还要求佩服得超过对世所公认的体制内名人的佩服，于是得要对别人讲起古今中外许许多多生前默默无闻、死后盛名永世的伟人名人。可惜的是，全国人民几乎没有一个人听得懂这种有关来世的玄乎道理。既然说不清道不明，而且就连自己的说辞都是缺乏论据疑虑重重的，有什么必要再说呢？

提到名垂青史，骤然间想起来年少时的往事。记得初初患上名垂青史病时是在十一二岁时；文革时期“发表”更是比登天还难，况且自己胡乱写下的例如《孤独颁》之类的小文章又是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自己也料定很难将手写体变成铅印字了。那时在大开本的《人民文字》上读到过一首一字诗：

生活

作者：XXX

网

读了诗后心想，这辈子要求不高，只要能够把我的名字与一个字一起发表，让我与那一个字能够躺在图书馆里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那我不就名垂青史了么？

这样想着盼着名垂青史时，心上酸楚，两眼含泪。

如果以一字留名的名垂青史梦作参照，其实我早就已经实现了并大大超过了少年时代的酸楚梦想了，就是在官方刊物正式“发表”的文字，七七八八算起来也有数十万字了吧，那不已经青史留名了几十万代了？

问题在于：谁可保证你所写下的文字后人一定会来阅读。后人存在于未来时间，而未来是不可知的。

我们活在今时而写作，就只有尽可能言为心声化地写作，而要言为心声，必须对自由写作出具有巨大的热情。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当世的人爱看，后世的人偶然翻一翻。

有一天偶然发现，其实有关技术问题的社科论文无须什么自由也是可以的，这类技术问题的社科论文与现行体制几乎没有什么冲突，也很难触动文字思想戒律，但与此相应的情况是：有关技术问题的论文是很难名垂青史的，其原由大概有：①、技术问题只与当下遇到的具体问题有关，这一具体问题一旦解决，该文章的价值便随之消失；②、技术问题只关涉某一特定领域，而且技术性越强则专业性越强，也就越是与现行体制及其治下的人民日常生活相脱离，亦与大多数人的生活不相关，至少没有太直接的关联性。学界共识认为：尽管自然科学已能上天入地，但人的哲学却仍没解决几千年前就提出的问题。

我也早就清楚，名垂青史病可作二解：一方面可以说这是以某种方式来反抗肉体生命暂存律，另一方面，如果活着的时候太过执着地想到这一点，那也可能演变为对生命的深深的恐惧。

写吧，尽量忘我不计得失不虑未来地写下去吧。

我愈益体悟到：做任何事，只有找到了一个最朴素、最简单、最真实的精神支点，才能将这件事做下去。例如我若从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等等恢弘的说辞作为写作的动力，那么，一旦我对这些说辞的可信度发生疑虑，就会心生动摇，热情减退；但我已发现并深切感受到写作能使我身心愉悦精神充实，那么我就可以不计任何更高级一点点的理由，仍然坚持写作了。

“做大事，当凡人”，即使你在做的事自认为是一件大事，但你千万不要忘记你仍应以凡人的人生态度来做这件事。例如，无论你写下的文字多么华丽多么深刻，但写作也还是写字而已。无志之人常立志，而且，无志之人常言志。跟别人讲什么你自己的志业呢？最重要的是：你做的事情只跟你本人有关而与任何人无关。渴望别人来理解自己、敬仰自己，这已经是不自信的表现，更通俗地说，也就是注意力分散的表现。

2012年8月26日重执笔杆，首先列出了《小说杂文目录》。小说以短篇微型为主，大约有三百多篇，杂文也是两三百篇，预计要写两年左右，约三百多万字，可能写掉七八十本大稿纸吧。

这一轮写作应当注意两点，其一是应更加静心追求写作与写字的乐趣，其二是要更加自由地写作，更大胆，在方法论上应当有所突破。本来就是在民刊及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干嘛要给自己套上官方主流刊物的“创作规范”呢，应争取比2004年至2009年五年间所写小说杂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