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神圣包装的邪恶幽灵

嘻 谷

16岁时检举母亲“反动言论” 母亲被枪决

一个红卫兵的忏悔：在梦里妈妈从不和我说话

——报上这几行标题闯入我眼帘正是2013年酷暑最高温之际，但一阵彻骨的寒冷袭过我全身。时隔12年的今天（2025）从书柜里偶然翻到《我们忏悔》（中信出版社）这本十一年前出版的书，在第282页上重读这篇张红兵写给他被自己陷害的生母方忠谋深切悲痛的忏悔信：《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再次感到颤栗，并为其彻底悔恨之心动容！

16岁！一个孩子！向亲生母亲下毒手！

蕴含足够信息量的标题已基本说清楚整篇报道的内容。要更深入了解，就是，现年（他著文忏悔当年）59岁以律师为业的张红兵，1970年16岁，母亲方忠谋在家里说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话，被丈夫张月升和长子张红兵举报，两个月后，方忠谋被认定“现行反革命”，遭枪决。

1980年，方忠谋冤案被纠正，平反昭雪。张红兵多年来因此深陷内心痛苦，“永远不会饶恕自己”。他说，“在梦里妈妈从不和我说话”。他撕开自己的历史伤疤，公开向母亲忏悔，希望众人讨论、批评，并记住那段不堪回首的残酷历史。与此同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将他母亲的墓地认定为文物，但不被批准，他将有关部门告上了法庭。二审判决他败诉后，他表示要继续申诉。

这个16岁的孩子，让人不由得想起另一个更小的孩子——巴甫列克·莫罗佐夫。1930年代苏联最高领导人疯狂大清洗时，14岁的他向警察告发做村苏维埃主席的父亲特罗费姆，说他把假证件卖给特别居民点的富农。特罗费姆因此被送去北方劳改,后来被枪毙。巴甫列克胆子越来越大了,又开始检举那些对集体农庄有怨言和私藏粮食的乡亲。他9岁的弟弟费沃多也学他的样。

1932年9月3日,西伯利亚一处树林里发现了巴甫列克和他弟弟的尸体。苏联报纸和警方就把此确定为一桩政治性犯罪案件,巴甫列克是模范少先队员,而杀害他的人则是“富农反革命”。 最后,莫罗佐夫家五口人被当成凶手（但至今都没有确凿证据）,其中四人被判处死刑,由行刑队枪决。巴甫列克则被竖起了雕像，成为全苏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斗转星移，历史终于揭示了真相（有一说法是为了政治宣传系秘密警察所为）。雕像倒了。神话破了。可惜巴甫列克这小小少年来不及清醒，无法像张红兵这样深深地忏悔。

留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不分国籍、民族、肤色、语言，在极权主义的政治迷汤灌输中彻底丧失了理智、良心、人格，在那道假借“革命”或者“纯洁种族”的符咒指引下，浑浑然直往前厮杀？当邪恶被成为神圣，一切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成了理所当然、必不可少的“正义”之举！

几乎每篇论及纳粹与极权主义的文字，都会引用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犀利揭示的“平庸的恶”。这位极富创造性的学者发现，执行希特勒反人类极端罪行“最后解决”的艾希曼，看起来并不是一个凶神恶煞，而是个平平常常、文质彬彬的普通职员。他不承认自己有罪，只是“服从命令”而已。当时，作为下属，他是无法不执行上级指令的。恰似那部我称之为“惊心动魄”的小说《朗读者》的女主人公汉娜，作为纳粹集中营看守，她“理所当然”认为不应该让犯人逃跑，即使关押她们的教堂起火，也不可放其逃生。这是汉娜深信的自己的神圣职责。

巴甫利克和张红兵，出于同样的思路，坚信自己的行为是神圣正义的，他们过分年轻的心灵借此引以自豪，丝毫不觉察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

盖世太保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阴毒残忍杀气腾腾的。年少时甚至认为这是德国人的标准形象。读了《希特勒的行刑队》中译本大为惊讶：自愿参加行刑队的，多数竟是各个行业的普通人，甚至是文化教养不俗之辈！他们从心底里认定：杀犹太人是强盛德意志的必要手段，是爱国、正义、神圣之举。

慰安妇问题是清算日本“二战”罪行的一个重要之点。全世界都同情日本、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慰安妇的不幸命运。但是对日本的许多慰安妇，我们的同情显得十分可笑。当我发现真相时大大地惊呆了：她们绝非被迫征集，而是自觉自愿自告奋勇的！她们内心里认定：这是自己为天皇陛下，为大日本，为圣战效力的无上荣光的义举！

邪恶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当邪恶被成为神圣。

小偷、强盗知道自己的行为是犯法的，只是为了私利铤而走险，因而她们畏惧法律、正义。而那些黄皮肤、白皮肤的“革命者”，却坚信自己的罪恶是神圣的，是为了全人类解放的，因而他们无所畏惧，反而把抵制、反抗他们罪行的人当成“人民的敌人”。

只有遵循这条思路，才能理解那个极大多数人信奉佛教的柬埔寨，竟会产生红色高棉布尔布特这样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及其犯下的旷世罪恶。这个异化于“共运”的变种怪物当年居然还受到中国高层的热烈赞扬和支持。

随时光推移，历史渐趋清晰。年少时怀着一颗改造旧世界的赤热之心投入战斗的革命者，在血火炼狱中沉思而清醒，于是有了“两头真”。可仍然有好些“艾希曼”们似乎尚在梦中。最近读了一篇记述一位1960年代受最高层特别关注、叱诧风云于政坛旋即又被蓦然打下地狱的饱学之士（绝非艾希曼式的平庸之辈）的文章，作者（也是一位非等闲之人）转引一位跟此人“很熟的人”的话，当谈及“伴君如伴虎”时，此人说：“不能那样讲。”谈到“文革”时，又说：“他们胜利了！”——这两句话言简意赅、耐人寻味！那只能说这位高度政治化了的学问家患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被绑架者最后帮助绑架者跟前来解救的警察对抗）。此人如果寿命足够长，他不仅不会反对“文革”卷土重来，就像今天好些人期盼的那样；而且会奋勇重操旧业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患“斯征”。我坚信夏衍、吴晗等等大知识分子们都是头脑清醒的睿智者。那么，一个问题产生了：“反右”时，夏衍“像狼一样”对待自己的同类，吴晗攻击他人也毫不留情的状态，这是出于“自保”的目的，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属于“神圣”的呢（再说，真的从内心深处为“神圣”而战吗）？如是后者，是没头脑的“从众”（可他们是没头脑的人吗）；如是前者，那就是人格、品质的问题了。不料，不到十年，他们自己碰到了同样甚至更为惨痛的遭遇。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证明汉娜·阿伦特的论断：产生极权主义的“平庸的恶”深藏在每个人心底。

顺便提一下：如今在相对宽松的语境里，我国知识圈不放过一切机会频频谴责高尔基这只“革命海燕”折翅了，投靠了斯大林！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过高尔基吗？除了对同类发难、落井下石之外，有曾担着风险鼎力拯救过半个他人吗？连高尔基的一根毫毛都不如！

【作者简介】

哈米，男，汉族，杭州日报原高级记者，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电视家协会会员。业余喜欢摆弄方块字自娱自乐。1990年代至2017年在《书屋》，2002至2013年在《博览群书》陆续刊登文稿；2014年6月至2016年初在《杂文月刊》每期刊登随笔、杂文；近年来零碎文章陆续刊发于《随笔》、《黑白》、《浮玉》、《今晚报》、《杭州发布·夜读》等报刊和公众号；早年著有长篇传记《月光抚摸着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