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的“人民”影像

安立志

清人章学诚说《三国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七分实事”毕竟算是历史。有道是，人民创造历史。不妨寻觅一下人民在“三国”的踪迹。三国百年，世纪春秋，曹魏取代刘汉，刘备西蜀登基，孙权东吴称帝，三国归晋，旗幡变换，哪里看得到人民的创业？从三国看人民，眼中所见只是影像，模模糊糊，仿佛疑似。

“开篇词”里的人民身影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三国演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页1。以下同书只注页码）

毛宗岗把“说秦汉”的“临江仙”置为三国开篇词，确有增色之效。该词意境慷慨悲壮，辅之杨洪基浑厚苍凉的嗓音，强化了小说的历史感。“英雄创造历史”是三国的历史观，“浪花淘尽英雄”露出了形迹。翻遍三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看不到人民的身影；金戈铁马，征战疆场，留不下人民的姓名。曾经强调“奴隶创造历史”，而奴隶往往与人民相联系。词中那两个年迈的渔民与樵夫，不也是人民吗？“渔樵”已然“白发”，“人民”垂垂老矣！“一壶浊酒喜相逢”，他们只是历史的旁观者，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只是事后的议论者，而不是过程的参与者。他们没有“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亲历感，也从未意识到被窃取了创造权。渔樵重逢，浊酒一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历史不过是佐料与谈资，侃大山、扯闲篇、摆龙门阵而已。

“也沉重打击了人民”

三国第一回，人民正式登场，巨鹿农民爆发黄巾起义。“四方百姓，裹黄巾从张角反者四五十万。”（页3）当代的历史教科书，这类起义一直被当成历史动力。罗贯中的立场有问题，竟把农民起义斥为“黄巾贼”。其实，古代农民揭竿起义，并不全具进步意义。有人说，他们沉重打击了统治阶级，其实，他们也沉重打击了人民利益。黄巾兴亡不过数月，史料阙如，只见零星记载：“汉末，黄巾贼起，天下饥荒，人民相食。”（《三国志》第3册，中华书局，1964年，页748）“中平五年，黄巾余类……攻破阆中，时人或死或奔，家室相失，……（义、姬、华三女）恐不免于据逼，乃相与自沉水而死。”（《太平御览》第4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页659）

唐末的黄巢，屠广州商埠、烧长安帝都、嚼陈州百姓，10余万外国教徒遭屠杀（《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年，页96），大量陈州人民当军粮。(《旧唐书》第16册，中华书局，1975年，页5397)明末的张献忠，屠四川、杀儒生、烧王宫，四川人民“死于贼者十之八，死于饥者十之二，仅存者又死虎之口，……”（《张献忠剿四川实录》，巴蜀书社，2002年，页199），清初只得“湖广填四川”。鲁迅也曾谴责“张献忠杀人如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清末的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严重破坏了中国救亡图存的进步运动，“以富庶著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虏，死亡殆尽。”（《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民国76年，页124）朝廷的绿营，民间的湘军，中国当时的国防力量几乎全部消耗在与太平军的内战之中，致使外国列强乘虚而入，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沙俄掠走了我国一百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马克思批评太平天国，“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中国记事》）1900年的义和团，在满清高层的支持下，扒铁路、烧教堂、杀洋使、砸使馆，招致八国联军侵华，一纸《辛丑条约》，“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被迫赔款白银本息十亿两，清廷偿还外债只能搜刮民财，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人民的受害程序远远超过统治阶级。

刘关张是“人民异己分子”

不要以为，从三国中找出的人民就是正义标志，就是进步力量。人民从来不是当然正确的神圣概念。那些人民的崇拜者，他们“制造一个理想的人民偶像，常常同完全蔑视实际存在的人民相伴而生。”（《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37）历史告诉人们，多少罪恶、多少暴力，都是以“人民”名义实施的。

镇压黄巾起义的主力，当然是汉朝统治者，也包括王侯、豪强与军阀。东汉三国时的豪强，以袁绍为例，多是累世公卿，他们极少会成为人民。然而，人民却有可能成为公卿。比如桃园结义的三兄弟，一个编蓆贩屦的，一个倒卖粮食的，一个杀猪卖酒的，从其职业看，均属“人民”无疑。他们积极投身官府、参与镇压人民的反动行动，并为镇压黄巾起义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他们都晋身王侯，甚至成为皇帝。他们大抵属于人民变节分子或阶级异己成员，最终成为凌驾于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

“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

这是董卓的名言，见该书第六回（页50）。在历代统治者眼中，人民是“小民”、“草民”、“蚁民”、“屁民”、“屌丝”。“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这可能是“局部服从大局”、“不惜一切代价”的原始出处。以“天下”名义牺牲“小民”，以“小民”生计作为“代价”，即在此也。

董卓强行迁都，于是“尽驱洛阳之民数百万口，前赴长安”，“死于沟壑者，不可胜数。又纵军士淫人妻女，夺人粮食。啼哭之声，震动天地”，以致“二三百里更无鸡犬人烟”（页50、51），为了他左右朝政的“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毛宗岗评曰：“今董卓杀富户而徙贫民，富者既死于罪，贫者复死于徙。民生其时，富亦死，贫亦死。”这与元代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看法是一致的。统治者“为天下计”的宏伟蓝图，往往是“小民”难以逾越的血海。不要忽略了董卓这句名言的主语——“吾”，即使把它替代为“我们”、“天下”、“大局”，仍然万变不离其宗。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这是曹操名言，见第4回（页38）。曹操是个复杂人物，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郭沫若、翦白赞曾为曹操翻案。但曹操为报父仇，大肆杀戮人民，是抹煞不掉的罪恶。操父一家为陶潜部下所杀，曹操兴兵报仇，“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以雪父仇。”曹操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页87、88）史书载，“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第8册，中华书局，1965年，页2367）

曹操对统一北方、结束混战、保护边境、恢复生产有功，在三国人物中，他是战乱劫难的制造者，也是战乱劫难的个别反思者之一，他曾称：“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三国志》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页22）他写诗道：“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集》，中华书局，1974年，页6）这说明他良知尚在，人性尚存。有学者称，三国时的人口谷底大致在2224万-2361万之间。较之东汉人口高峰时，减少了60％强。（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448）“天下人”——人民——生于这个时代，几乎都是枭雄、强人案上的鱼肉。

人民希望刘备担任“徐州牧”

曹操“表荐刘备领豫州牧”，在第十六回（页147）。袁绍、刘璋也曾分别担任冀州牧和益州牧。但刘备牧的不是牛羊，而是人民。官吏是牧羊人，人民是牛羊群。上古时“奉此六者以牧万民”（《新译逸周书》，三民书局，2015年，页16），刘汉王朝“罢部刺史，更置州牧。”（《汉书》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页329）刘备担任豫州牧，意味着豫州是个大牧场，刘备就是人民的牧羊人。

被人当作牛羊来管理，却是人民主动要求的，第二十回，曹操、刘备“路过徐州，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页177）徐州人民主动要求刘备来牧放他们，夫复何言！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三个等级：“牧羊人、猎狗和一群羊”，“行政长官好比机灵的牧羊人，军队士兵好比这些牧羊人豢养的灵活猎狗，而绝大部分人则是听命于这些牧羊人和猎狗的羊群。”（《论平等》，商务印书馆，1988年，页98）东汉三国也是如此。

“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

东邻有一首神曲：“没有他，我们无法活”。同样的思想，我们的人民“古已有之”。第十二回，徐州人民“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刘备）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页103）第三十九回，“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页346）前一句译为：你不领导徐州，我们就不能活；后一句译为：我们能活，全靠你招纳人才。

善良的猎人刘安听说刘备要吃野味，竟然把妻子杀了当作“狼肉”让刘备一饱口福（页167）。史上只有人民为当权者的奉献（甚至杀妻奉肉），何曾听过当权者为人民奉献，此即为“以一人治天下，以天下奉一人”。救世主、大救星的观念，并不是《国际歌》启蒙的，这是潜藏在我们人民身上的固有血脉，这是千年不变的民族基因。

人民眼中的“法不加于尊”

一般而言，三国里的人民，不是匍匐跪拜，就是歌功颂德，不是呼天抢地，就是死于非命。他们的出现是为统治者的需要而存在的，或为兵役，或为纳粮，或为役夫……第十七回，曹操进军南阳，严令：“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页157）统治者的德音，仅此一项宣示，人民感动的稀里哗拉，“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页158）多么容易满足的人民啊！在这里，“人民”是模糊的群像，曹操是鲜明的个体。人民不过是强人登台的背景与衬托。

谁也没想到，马踏麦田的却是曹操自己。他的表态很严肃：“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众？”（页158）郭嘉哪能让领导受罚，一句“法不加于尊”，化解了曹操的军令危机。曹操不失为一个好领导。反观后世，“吾自制法，旨在治民”者，曾不如曹操之万一。曹操毕竟“以发代首”，虽然假模假式，总算自我处罚。“法不加于尊”是肯定的，“法不加于民”是不可能的。

早已不是“罪当朕躬，弗敢自赦”（《尚书·汤诰》）的远古时代，也不是“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的春秋时期，崇祯在煤山上吊时留下遗诏，“皆诸臣之误朕也”（《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页1382）；慈禧怂恿义和团，向11国宣战，致使京城失陷，丧权辱国，她却一路“甩锅”，一“则地方官之咎也”，二“则将领之咎也”，三“则首祸王大臣之罪也”。（《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页945）“皇上总是对的”，对这样的统治者，人民只能感恩戴德。

刘备如何“以人为本”

第41回，刘备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页357）“以人为本”这一说法，查遍三国，刘备独一无二。

刘备的“以人为本”，可参考毛宗岗在41回的点评：玄德曰：“休惊百姓！”【处处以百姓为重】玄德曰：“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处处以百姓为重】其余俱管顾百姓而行。【处处以百姓为重】刘备似乎就是人民的保护神，刘备几乎“人民至上”了。人民是模糊的，刘备是鲜明的。人民模糊了，才能突出刘备的仁君形象。

当年，项羽对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页328）此时，刘备声称：“罪在备一身，与百姓无干。”（页357）用语几乎相同。他们心知肚明，野心家的争权夺利连累了人民。项羽宣布，“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他的意思是，我们二人单挑，不要连累无辜民众，刘邦不肯呼应。项羽的胸襟，刘邦没有，刘备同样没有。刘备卵翼之下，新野、樊城百姓，“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页356）有人说刘备的“携民渡江”无疑于“挟民渡江”，一方面，在世人面前为自己贴上贤德的道德标签，一方面如同中东的哈马斯一样把人民当作杀戮的盾牌。刘备“以人为本”的结局如何呢？“十数万生灵，皆因恋我，遭此大难；诸将及老小，皆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页360）人民惨遭劫难，“悲乎”还有鸟用？

【作者简介】

安立志，服役期间曾任职济南军区政治部。转业后供职于山东省总工会。退休前为山东管理学院副院长。1988年3月发表处女作，当年8月在《人民日报》“风华杂文征文”中获得三等奖。1993年8月17日，被《文汇报》“笔会”列为“新杂家”。上百篇作品在全国获得各种杂文奖项。《祭“哥伦比亚”号》被选入冀教版、北师大版八年级中学语文课本。2011年，《安立志集》入选《中国杂文（百家）》丛书。2012年，《薛蟠的文学观》列入商务印书馆 “四方风杂文文丛”第一辑。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中华杂文百年精华》、《杂文三百篇》等近百种杂文集。曾出版多种杂文与历史随笔文集。近年以历史随笔写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