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阁楼上
甲由申
嘉兴大院后院坝陈邓阮邹潘蒲曾黄张九家人，是前院后院共计四十六家人堂屋上顶还有阁楼的人家。阁楼的大小与堂屋大小基本一致，大概在十二三平方米左右。要上阁楼，须得在里屋右侧往楼上的横梁搁靠一根木梯，人由木梯的十级横杠上攀爬上梯。
我家即是以曾老先生为户主的曾家，我是曾家外孙。我的卧寝之地是在里屋的靠厨房板壁的一张小床，由于从小就有些恐高，所以有些畏惧爬梯上楼。但对阁楼总还是有一种神秘的向往，这种向往不是对从未抵达之地的向往，而是对那个地方可以如何为我所用的向往。
大概在七八岁时我有一次好不容易一级级攀爬上楼后，曾经利用楼上的两根长木凳和一个长方木板为自己搭起过一张“床”，当时就感受到可以称作独立空间的惊喜，似乎这无人的阁楼上才是自己的家，而楼下的其他人便成为了外人。但我只是在阁楼上作了一次相当于扮家家的游戏，并没有在阁楼上固定居住。
到了十五岁时，我在做待业青年期间，那种刻苦自学艰苦奋斗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的精神愈益强烈，而里屋不仅光线昏暗，而且连一张书桌都摆不下，而且外婆城市污染在对面床上，又是喝酒又是打嗝，有时还要半疯不颠地自言自语，这样的行状可能是受昼伏夜出夜间骂世的外公的传染，这两个老人对我的学习生活形成了严重的干扰。于是我的注意力再次转向了很久没有攀爬上去的阁楼。
阁楼原本是堆放废物和待用木材的地方（木材是当时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四舅从厂里偷偷“拿”回来的），整个阁楼上积满了厚厚一层灰尘，我经过打扫，搬挪、裱糊等劳作，用了两三天的时间，终于开辟出来一个专属我自己的学习和休息的私秘空间，空间虽因杂物与木材的堆放占据地头而显得狭窄，但却因不受打扰而觉得天地广阔，可见精神自由首先需要的就是独立的空间。
阁楼的布局是这样：临窗户摆放着一张小书桌，书桌左边保留着我在七八年前搭筑的两根长凳一块木板的“床”，上面摆放着十几本我常看的书，那时候书架只在别的人家见过一两回，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一般都是需要的人向木工订做。于是我便把小时候扮家家用过的木床当作了书榻。书桌左边是一张一米宽一米八长的白木小床，脚底床档头那一边堆放着杂物和木材；这间阁楼再早也被我四舅当作独立空间使用过，原来敞亮的楼梯口已被他用木板作横梁牛皮纸裱糊作墙隔成了封闭式空间，木梯摆放的楼梯口那边有一间可以开合的木板纸糊的房门，在纸糊的中间还开了一扇窗。现在我便让杂物和木材堆放在靠窗的北面，我的居所则固定在西南方向。
也许是天生身体文弱给闹的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有些排斥负重，也从来没有感受过生命在于运动的莫大乐趣；在我的体验中，只有一样东西是具体的，那就是当我胡思乱想时的意识活动；任何有重量的东西都会让我不堪重负，就说一本书吧，有几两重吧，我拿在手上久了我也觉得太重，甚至更轻的钢笔毛笔铅笔圆珠笔，拿在手里往纸上画字，久一点我也觉得太累。于是我在书桌边看书只是对我胡思乱想的“发动”，举例说吧，一般都是看上十几二十分钟，受到书上字词的刺激便会随着那触动的情思展开无穷无尽的遐想，“看得少，想得多”即是我学习生活的总体描述。但要体会胡思乱想的乐趣，必须要让身体处在一种放松舒适的床上，当然躺在床上是最能放松的了，但不行，躺在床上当然是很轻松愉快，但想着想着就梦着了。虽然我在梦中也在思，这种思却是没有秩序没有逻辑的，况且也记不清梦中思过些什么，这样的思总是一种浪费。我惯常的“光想”就是坐在椅子上，可这张书桌前的椅子却没有扶手，两手没有支撑点，有些无所措手足，也会影响轻松愉快地思想。后来我痛下血本，出了五元钱让前院坝的汪家汪大狗替我加制了两根扶手，这才可以双手被扶撑着地轻松愉快地思考了。
所谓思考，应当是紧紧围绕着一个专题，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进行概念与范畴的推演。以此为标准，我虽然在“想”，但很难说是在思考。我的想是漫无边际毫无章法的，即是说，我采取的是“无痛思想法”，这种方法其实是肢体懒惰在意识领域的延伸，只想那些有兴趣想的事情，而且只按照“费力最小原则”来思想，这种所谓的思考其实就是空想、玄思、假想，概而言之即为胡思乱想。可以解决问题的思想首先需要不畏辛劳不怕麻烦地“忠实描述”对象，然后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法。我根本没有耐心也不愿用力去亦步亦趋地描述，当然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啰。
我在想什么呢？我在忧世伤生。一会儿想自己的命运坎坷，一会儿又想伟人传记上那些伟大人物早年也是时运不济的，然后我又想象自己在进行艰苦卓绝的奋斗，奋斗到一定的时候也会时来运转。
不过，壮怀激烈的想象所占比例不大，我想得更多的还是今生今世十有八九是很难誉满天下受人拥戴，因为我直觉我所处的国家以及所谓的“传统文化”是很难容忍像我这样异乎寻常的人的，于是我就想象自己这辈子偷偷写了一本充满异端邪说的书，就像那些书上写的先知们那样，但这本书如果在我生前被当局者发现是会把我抓起来枪毙的。我对身体素无强烈好感，对生命自然不那么热爱，但我珍视自己的感觉，不怕死而怕痛，也怕被别人辱骂我是个“反革命分子”，于是我便想要像古代的志士仁人一样，把那本惊世骇俗的书藏在深山，对深山藏书的具体想象是：在我家厨房背后的红砂石山坡里偷偷挖一个洞（红砂石比较松软），把书放进去，用一个木箱子装着，锁上一把“将军不下马”的铁锁，钥匙时刻带在身边，临终之际（反正都要死了，也就无所畏惧了）便把这把钥匙交给一个学生（是指精神意义上的而非教育体制上的学生），对他说：“等我死后你才用这把钥匙去打开箱子吧，箱子里装的是关于这个世界的真理”。
我的类似的思想，主要就是沉迷于对人生际遇的各种各样的设想。而且之所驸如此沉迷于想，一是陶醉于思想本身的乐趣，另是想要通过思想的力量来改变我的生活。因此，当我后来阅读实用主义哲学著述时，杠威那句“通过改变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只看一遍便永生难忘。但后来慢慢也琢磨出一点区别来，杜威那句话是说思想最终要落实到行动才可能改变生活，可我当年在阁楼上却是要思想本身直接发散出力量来改变生活，这样的思想只能叫做“光想”，怎么可能改变生活呢？
我那时候看什么书都是迷迷糊糊的，很难清楚地记住那上面的字词句。文学作品中那些描写情景物是语词本身虽然有时也会抄录一些，但我更加沉迷于进入到语词描述的那些情景物是本身，说我把一本又一本书看“活”了一点儿也不为过。这样的阅读法当然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倒是在阅读中过足了干瘾，自夸地说，锻炼了自由的思想和丰富的想象吧。
我在那个年龄，对异性的生理反应由益增强，加上嘉兴大院又是板壁房，再加上阁楼上可以将对面阮家大开窗洗澡的春宫图全部摄入眼中，于是我便前后左右地展开窥探活动，当然边看也没忘了撸管儿喷射精液。
不过女人洗澡不是每日都有机会的，那时的人们最勤的也要两三天才洗一回澡，多半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才洗一回，到了冬天十天半月洗一次是比较正常的。这些空档时日里我又如何满足自己的情欲呢？那就看画看书呗。
除了美述书上有些油画素描的裸女，那时很难找到什么淫诲图画出作为刺激物，有些黄色小说中偶尔也有几幅插图，但那些人物的比例不合直人样，一个个都不像是人形了，却像是一只只长着人脸的大肚皮虾须足的蟾蜍，不但不美，而且也没什么刺激性。看画淫欲在我记忆中最清楚的一次是在《人民画报》上看到阿诗玛的彩色照片。那是一幅阿诗玛的头部肖像，头上包着白色的彝族头饰，圆润如玉的鹅蛋脸上，大眼睛、高鼻梁，红艳的嘴唇微笑着盯着我，露出几颗雪白的贝齿。我那时看着看着生出一股想要占有这个美丽女人的冲动。占有真人那是不可能的，人家阿诗玛的演员这时候在北京或某省会的电影制片厂，阁楼的书桌上却只有一张她的彩色照片，于是我便看一眼照片，闭上眼，想象我怎样脱下她的少数民族衣装，把她按倒在地，竟然还怜香惜玉地想到大山沟里地下太湿太冷，可以先把她的衣服垫在地上再把她放翻在衣物之上；照片上只有阿诗玛的一张大头照，我的闭眼狂想中脱光的身体换成了隔壁邻居桂花的身体，我把由偷窥摄入并储存于记忆中的桂花的裸体当作阿诗玛的身体，一边想一边疯狂地撸管儿，即将喷射的那一刻，我赶紧睁开眼，将管子正对着阿诗玛那张美丽无双的脸蛋儿，白色的精液喷射在阿诗玛脸上后像是有生命的软体虫一样还在她脸上蠕动了一下，而这时的我因对阿诗玛颜射的过错成几乎站立不稳，伸手把住了扶手椅的椅背这才稳住了身体。颜射美人在我意识深处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一是自此事件后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将“美丽”本身视为意义无穷的东西，无论怎样美丽的人她的最终用途仍然是被剥光被插入，并且也由此触及到了身体的物质性与观念的精神性实为分离的哲学主题。例如我在欣赏阿诗玛时可以体味出她的美丽，但这个容貌美丽的女人自己却不能负载出我所体会到的美丽，即是说，她的容貌仅只是美的质料，而要让这美达到完形，则必须有赖我心中关于美的形式。如果说人类没有美的观念形式，那么女人身貌上的自然特征永远也不会制造出“美感”来。当我对阿诗玛作颜射时就已经在情欲勃发之际摒弃了关于美的形成或观念，还只让她作为一个自然属性的即脂肪形态的存在物；有时候，我们所讲的“求真”，恰恰就是有足够的才智和胆识去摒弃多年来按积习和俗见储存于心智中的这些形式或观念。颜射就是把刺刀刺入稻草人的身体，而不是站在远处端着刺刀欣赏它。
相对于稀缺的图画，黄色小说要更方便一些。其实二十世纪所谓的黄色小说，除了小人书摊上五角钱看一次的《曼娜日记》（又名《少女这心》），其他所谓的黄书，只能算是文学作品中的色情片断，试列举如下：
1、《红楼梦》
2、《水浒》
3、《三刻拍案惊奇》
4、《苦菜花》《迎春花》，冯德英的另一花一直没看到，也不知有没有色情片断。
5、其他外国小说的片段。
除了上列1——4的这些中国小说可作淫具之外，外国小说可担此功能的反倒不多，可能是我那时无缘看到吧，只记得一本《外国文学》中有个故事，大概是一个小女孩住在昏暗的阁楼上，她的亲生父亲每天晚上都要爬上楼来强暴她，另外一个故事应当是苏俄文学中的一个片段，描写一个女学生在大雨滂沱中昏倒在地，昏迷中觉得窒息，睁眼一看原来的男老师正把他那个东西插在自己的嘴里；这种将文字作品当淫具使用的习惯大大影响了阅读效果，只对色情片段感兴趣，除此以外要么不看，要么看了也记不住，虽然我看过的小说少说也有几百本，可要我讲几个完整的故事也够呛。这才真叫做取其糟粕去其精粹的文学作品阅读法。所以有时候想，汉武帝把司马迁的鸡巴阉了其实是造就了伟大的历史学家，他要功能齐全也会像我一样没有正确的学习方法。
但我对黄色书籍的需求量显然是无法满足的。当资料稀缺时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刺造资源，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种对助淫工具的需要便成为我“创作”的原动力。后来看到鲁迅先生论述因劳动而产生歌唱的“杭育杭育”派，我便会想起我因有助撸管儿发射坏水产生对黄色小说的书写，可见一切高雅神圣的伟业其实都起源于某些世俗具体的需要，所谓“原动力”与“原欲”是相联系的。又比如我现在写作这篇《在阁楼》实在是想要做一件对抗时间进而消减死亡恐惧的事。写作让我体会到：真实发生的事件其实是没有形状只有刺激反应的，当事者只是事件形成的刺激反应中的一个环节，不是什么“当局者迷”，而是“当局者盲”。我在事件发生时只有某些片面的感觉，这些感觉十分强烈且身不由己，于是我便不得不将其称作“真实”。但这只是刺激感应的真实，是条件反射的真实，但不是把握其形状的真实，而后一种通观全局全体的真实只有当我描述这一事件时才可能形成，就写意义上说，阁楼上的一切事件只有当我写完了这一篇《在阁楼上》，它才真正开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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